□陈奂均（重庆大学）

先交钱后看病，一直是去医院看病的传统做法，用于保障后续治疗费用。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先诊疗后付费”“零押金住院”等信用就医模式，减轻患者就医压力。但这也给医院带来一定资金隐患，需要配套相关风险控制措施。（11月26日 《工人日报》）

在繁忙的都市中，医院的角落总是藏着人间的冷暖与悲欢。近年来，“先诊疗后付费”“零押金住院”等信用就医模式如一股清流，悄然改变着我们的就医体验。这些创新之举，无疑为患者减轻了就医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彰显出医疗体系对患者的人文关怀。然而，在这份温情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制度隐忧。在连云港、山东、大连等地，“先医后付”的模式受到了广泛好评，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更在无形中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让就医过程充满了温情。

然而，当这股温情之风席卷全国，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其背后的风险与挑战。对于医院而言，“先医后付”无疑增加了资金管理的难度。逃费问题的出现，不仅给医院带来了经济损失，更可能引发医患矛盾，甚至将矛盾转嫁到无辜的医务人员身上。有的医生因患者恶意逃费而陷入追讨的困境，这无疑给医务人员的工作增添了额外的压力。

“先医后付”模式的推广，也考验着社会的信用体系。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人的信用记录如同第二张身份证，成为衡量其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的标尺。然而，当部分患者选择逃避医疗费用时，他们不仅损害了自己的信用，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医者仁心的亵渎，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面对这一困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和担忧的层面。而应该深入思考，如何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同时，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制度防线。诚然，信用就医模式的初衷是好的，它体现了医疗体系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就医流程的优化。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手段来规避风险。例如，通过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为患者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信用支付方式；通过完善征信系统，将逃费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患者树立正确的就医观念，珍惜自身信用记录。

当然，我们更需要从源头上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患者就医负担过重的问题。只有当医疗体系真正实现了公平、可及和高效，患者才不会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逃避医疗费用；只有当医者仁心与制度防范相得益彰，我们的就医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温暖，为更多的患者带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