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欣瑶（南京师范大学）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博渊未来技术学院为2025级新生举办家长会，引起关注。上海交大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称，新生家长会由各学院自主组织，旨在向家长介绍培养方案，加强家校沟通，属于“家校共建”模式。此外，除上海交大外，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相关学院也在本月陆续召开了新生家长会。（8月29日 经视直播）

对此，有人调侃“大学高中化”，质疑其是否必要，亦有声音表示理解。在高等教育阶段引入“家长会”，究竟是教育的进步，还是对学生自主性的过度干预？在笔者看来，这一尝试未尝不可：大学家长会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其推行必须谨慎，需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在家校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许多大学生对此感到不适，并不难理解。从高中步入大学，对绝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意味着一次重要的身份转变：他们不再是那个需要父母时刻监督的孩子，而是应当自主管理学习与生活的成年人。高校主动召集家长，容易给人一种“大学高中化”的观感，仿佛他们仍未“断奶”。

这种不适感背后，实则是年轻一代对自主人格和独立空间的珍视。他们担心个人隐私被过度暴露，不愿学业成绩、生活表现甚至心理状态成为家庭讨论的议题；更抗拒的是那种“被定义、被审视”的客体感——仿佛自己仍是需要父母和学校联合监督的“问题对象”，而非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个体。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在当前的教育现实与社会语境下，很多家长对大学教育的认知存在断层。部分家长片面地认为，孩子一旦踏入大学校门，便意味着“终于成人”，家庭教育的任务已然完成。由此导致许多家庭在子女大学阶段的教育参与几乎真空：要么完全放任，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支持；要么仍以旧有方式干预，却难以提供真正有效的引导。这种要么“不管”、要么“乱管”的局面，无疑无益于学生的成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实压力。近年来，高校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有所上升，学业压力、人际困扰、生涯迷茫等都可能成为诱因。完全将家庭隔绝于高校教育之外，意味着学校在应对复杂心理危机时可能孤军奋战，错失早期发现、共同干预的机会。若能建立理性、顺畅的家校沟通机制，学校在必要时可及时联动家庭，形成支持合力，共同帮助学生渡过难关。这种“安全网”式的保障，有其人文关怀的价值。

因此，单纯争论“该不该开家长会”或许并非关键，真正重要的是家长会“为何而开”以及“如何来开”。倘若家长会的目的仅限于向家长汇报成绩、强调纪律，甚至变相施加压力，那无疑是对大学生自主性的漠视；但如果它的定位是双向沟通——向家长阐释大学的培养理念，帮助他们理解子女所处阶段的特点，并引导其提供更科学、更有边界感的支持，那么这样的家长会，实则是对家庭教育的有益补位，而非对学生的僭越。

换言之，高校推行“家校共建”必须恪守一条基本原则：大学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一切制度设计都应以促进其成长为核心。这意味着，学校应严格保护学生隐私，非必要不透露个人具体信息；家长会的内容应侧重于理念沟通和资源介绍，而非个体情况的汇报；更关键的是，要赋予学生知情权和参与权，甚至可以考虑允许学生自愿选择是否邀请家长参与、参与哪些环节。让学生感到被尊重而非被监视，是此类尝试能否真正发挥正向作用的前提。

说到底，教育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力的系统工程。高校教育从来不是孤岛，家庭的适当参与有其价值。但大学阶段的“家校合作”必须区别于中小学，它应更注重界限、更强调尊重、更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上海交大等高校的尝试，可看作是对家庭教育空白的一种回应，其初衷值得肯定。但我们仍需持续观察：它是否能在操作中真正体现对学生意愿的尊重，是否能够避免滑向过度干预的窠臼。

理想的大学家长会，不应是“高中模式的延续”，而应是“成人教育语境下的新型对话”。它不是为了捆绑，而是为了更好地放手；不是代替学生决策，而是帮助家庭理解如何科学地支持孩子成长。唯有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这项探索才能行稳致远，真正成为高等教育中有益的补充，而非争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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