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11月5日《新京报》）
　　
　　公众对此案关注的焦点，或许不在曹鉴燎近3亿元的涉案金额，也不在其无啥“新意”的“腐败模式”——以权力为筹码、用经济学思维“运作”腐败产业。因为，所有大贪官，几乎都是这么干的，无非是隐蔽程度大小，涉案数额高低，张扬与内敛的区别而已。单从金额而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或许更值得关注。据说他是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贪官。
　　
　　那么，最让公众产生兴趣的是什么？这得由案件的“特点”而定。曹鉴燎案的最大特点，可能在于，为了敛财，曹鉴燎屡次拒绝组织对他的提拔，而后来又一步步被提拔，直至提拔到广州市副市长的高位上。尽管有人多次集体举报其问题，但“组织上并没有深查”，使他毫发无损，从不肯提拔，到边腐边升，终得“升官发财”，这就是此案的特点，也耐人寻味。
　　
　　从报道可以看出，曹鉴燎的权力贪婪，几乎是写在脸上的。他说，“小的不贪贪大的。”在长达20多年的贪腐历程中，曹鉴燎始终不忘“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在沙河镇任党委书记、镇长期间，有关部门几次想调他上天河区，曹鉴燎竟表示“不愿意”。这是因为他认为镇领导位子“含金量”更高。
　　
　　即使他后来接受了提拔，也是因为其发现在新的岗位“赚钱”的机会更多。比如，2011年12月任增城市委书记后，曹鉴燎继续如法炮制，在旧城改造中“参股”开发商的项目，并为其改规划、提高容积率。就在案发前两周，曹鉴燎还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一次性出让“三旧改造”土地20多块。相关部门初步查明，曹鉴燎涉嫌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
　　
　　问题是，一个贪腐动静分明很大、赖着屁股不肯走的贪官，组织就没能发现其腐败的种种迹象（已不是蛛丝马迹所能形容）？事实上，对曹鉴燎的质疑和举报早已有之。2010年冼村启动旧城改造后，怀疑背后有“猫腻”的村民多次集体举报、反映问题，但直至2013年冼村班子成员被纪检部门“一窝端”，曹鉴燎才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连曹鉴燎自己在接受审讯时都承认，其在天河区任职时就听说有人告他的状，但后来也毫发无损。“因为第一我比较谨慎，第二有些东西也没有暴露。1992年我就收了人家一笔钱，组织上也没有深查。”
　　
　　现在，曹鉴燎案发，要归功于“拔出萝卜带出泥”，否则曹鉴燎无论是有意“赚钱”，还是无意为官，都可能做得更大。而公众要责疑的是，曹鉴燎任职过的地方，组织上是如何管理、监督和使用干部的？有没有引入民意机制？
　　
　　村民多次集体举报、告状，几乎把贪官送到监督机关门口，组织上为什么不仅没有顺藤摸瓜，彻查曹鉴燎，反而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他？这是值得深思的。“组织上没有深查”，是因为真的不知情，还是知情却“装聋作哑”。但无论是真不知情，还是“装聋作哑”，监督的不作为，都是明摆着的。
　　
　　村民举报曹鉴燎，“组织上没有深查”，这是个大问题。正视问题，有错必究，究错必严，应当成为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应有的态度和勇气。因此，在查处曹鉴燎案件的同时，不能忘记严格查堵干部监管的漏洞。一是要查清并追究“装聋作哑”者的责任；二是要修补干部监管制度和对制度执行的漏洞。唯如此，广州乃至全国，才不会也不能出下一个“曹鉴燎”。
　　
　　文/印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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