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此番言论也让“拒收红包协议”再引争议。（11月17日《新京报》）
　　
　　在现实语境下，“拒收红包协议”看上去很美。至少对那些身患重疾又囊中羞涩的患者来说，如此约法三章，可以减少许多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但是，咱如果换一个场景，从医院移到职场，在用工协议中，加上一条“企业主管不能对员工性骚扰”，或者“女员工不准勾引企业主管”，不知双方看了会觉得怎样？其实，“拒收红包协议”和笔者的假设，可谓异曲同工。因此，“有医生称签协议是人格侮辱”。
　　
　　需要说明的是，带有法律效率的协议，不能在相关的条款中把某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做“约定俗成”。所谓“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为了开展某项活动，经过协商后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是针对“某项活动”的事先约定。而这种“约定”，违反了既不触犯现行法律，也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只是在“协议”中不允许的行为。这就是为何在各种协议中，都不会把“不准杀人放火”写进条款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法律就是与每个公民“签订”的最大“协议”；而在法律之外，还有社会公序良俗，什么事情能做或做不得，都有一条认知的底线，没有什么“协议”的余地。
　　
　　然而，从“拒收红包协议”的初衷来看，不乏纠正医风的诚意或无奈。这就让笔者觉得，“拒收红包协议”就像是一条“贞操裤”。谁能说有男人要求自己的女人穿贞操裤是为了伤害女人？而这种因“太珍惜”而采取的防范，实际上是对女人的严重伤害。而要求经治医师和患者沟通并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与男人要求自己的女人穿贞操裤，在出发点上是相似的，因而给医生带来的伤害也是相似的。这最起码是认为，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如果不用“协议”来约法三章，彼此都已无法避免发生不正当交易的可能。
　　
　　但是，“拒收红包协议”的精神实质，早已在医德和法律框架下的规章制度中明确了。如果因为医德缺失或制度执行不力而违规成风，就用相关的协议来补充，那么，医院好意思打出“本医院不收红包”的大幅标语，官场是不是也把“不准贪腐、不准通奸”的警示牌挂在大门口？职场经理是不是也把“不骚扰女性”写在办公室门上？或者干脆也各签一份协议？
　　
　　因此，“拒收红包协议”在伤害医生自尊的同时，也是管理上的懒政。一种因医德缺失和管理不严，以及医疗资源问题造成的不正之风，寄希望于一份“拒收红包协议”来纠正，就像是一个既怕爱情被沾污又无能的男人，给自己的女人穿上贞操裤。而且这条“贞操裤”还没有带锁，只要两厢情愿，照样“宽衣解带”。
　　
　　文/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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