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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的例子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商玉君国内的辗转揭露出血淋淋的事实：无论抱有多么大的期许，然始终无法跳出污染的围城。哮喘这个可怕的疾病，竟然成了检验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一个标尺。
纠结于天天的逃离徒增烦恼，毕竟我们仍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该采取行动了。我们该如何让我们对环境的危机感如同天天一样的敏锐？又该如何倒逼政府采取积极措施？
美国记者卡森撰有一部书《寂静的春天》。该书用优美的文笔、铁一般的事实、科学的严谨，论证了杀毒剂的危害。《寂静的春天》竟然直接引爆了美国环境运动的热潮。
一本书激发了美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危机感，进而带来风起云涌的环境维权行动，代价不可谓不大。面对潜滋暗长、不易察觉的环境威胁，公众危机感如何引爆进而形成一种倒逼政府治理环境的运动，而不是让政府治下的公民选择逃离？这亦是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
战后美国，公众的环境危机意识的加剧，不仅来自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的恐惧，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精英阶层的启蒙。我们不缺精英的启蒙，更有诸多环境污染的悲剧。然而每天生活在污染环境中的我们，看着一幕幕环境的悲剧，却选择心力憔悴，感觉迟钝乃至无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诡的情景。
奇诡场景的出现，其实根源在于环境保护在中国迟迟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环境保护没有出现政治化的倾向。哪一位官员自愿给自己贴上环境主义者标签？哪一个政府不那么心怀芥蒂地看待环境维权？PX项目虽然被公众撵得到处跑，但仍然顽强地在某地扎根，已然说明一切。如果倒逼政府只能换来政府的虚与委蛇或者态度暧昧，民众如何不选择逃离？逃离意味着向心力的减弱。向心力的减弱提醒政府再也不能漠视人们对环境生存权的呼吁。人们对干净空气、无污染水的请求会让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和无视。
因此，政府应该改革制度，提升环境保护成为一项博弈的政治筹码。政府也应该主动出击，让《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公益诉讼活起来。政府也应大度包容，让公众为了环境维权而自由发声。然而归根结底，政府能否被民意束缚和倒逼，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文/温江桦
来源：红网
作者：温江桦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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