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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焦点有二：一是刘某当年精神病鉴定结论的有效性；二是刘某如果确有精神病应当如何监管。
先看第一个焦点。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应由法律规定的专门机构来认定，其他部门及任何个人都无权作出。对精神病的鉴定，必须从临床精神病学的基础出发，全面检查分析确定。同时，还要从法律角度确定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和严重程度，以及它与犯罪的因果关系。具体非常复杂，与精神病相关，仅是应担负相应刑事责任的对应情形就有三：患有精神疾病，却仍有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智能缺损，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状态。
在村民们看来，刘某杀人是一时冲动，几乎无人相信其真的是精神病。“他脑子聪明得很，说话正常得很，怎么会是精神病呢？”“精神病人还能开车？”第一次杀人后，刘某回到村里，和过去一样又重新开上车、做生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刘某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不能以村民等人的感觉作为判断依据。现实中，确有精神病人与常人无异，其日常言行包括开车、炒股、做生意，均无异常，却不能就此认定其没有精神疾病。
对精神疾病的鉴定，应由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本案中，刘某十年前杀人后的精神病鉴定医院为贵阳的安宁医院。关于该鉴定结论的有效性，一要看该院是否省级政府指定的具备鉴定资质的医疗机构，如果不是，则该院出具的精神病鉴定结论无效；二要看鉴定过程是否有违法鉴定或暗箱操作。村民之间曾有传言，刘某的姨娘是贵阳某医院负责人，其精神病鉴定，是家人为救其一命托关系弄来的。这一传言的真伪，需要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事情确有蹊跷，因为就连当年参与办案的一位民警也说，具体鉴定程序自己不清楚。参与办案者都不清楚，与常理不符。
再看第二个焦点。我国刑法对于不负法律责任的精神病人，只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是，对于什么是“必要的时候”，相关机关却没有给予解释，也缺乏相应的细化措施，很难操作落实。
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院，由检察院报法院作出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本案中，刘某十年前杀人因证明患有精神病而被释放，当地相关机关特别是警方理应知情。然而，没有任何机构对已被判定为精神病的刘某进行监管，没有任何部门要求村里对刘某进行监管。
不仅如此。在第二次杀人之前，刘某还曾公开扬言杀人意向，村民无人不知。然而，除了日常无监管，在被害人受刘某威胁报案后，公安机关仍未引起高度重视，仍未落实对刘某理应进行的强制医疗，反而以刘某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警方无法插手为由推诿。这样一种监管或许难度很大，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但这决非推诿的理由。对于本案的发生，当地公安机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系失职。
血案令人惊悚。令人惊悚的还有被害人家属及村民的担忧，“如果刘安平又因为‘精神病’被放出来了，村里岂不是得人人自危？我们怎么才能确定不会再有下一次血案？”如何对此案严加追责，如何确保被害人家属及村民的安全，是当地相关机关特别是警方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
文/窦永堂
来源：红网
作者：窦永堂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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