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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浙大教师在教师节“名利双收”，既获得浙大“老师中的老师”之美誉，又喜得100万巨额奖金。这份荣誉和奖励不仅属于姚缨英、张振跃老师，而且属于所有专注教学服务、热爱学生的高校老师。其实，“心平奖”评选客观上助推了大学价值观多元化，释放出高校利好讯息。
中国的大学体制脱胎于前苏联，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对老师的要求主要看科研成果，尤其体现在评职称和与之配套的薪资待遇上，老师科研做的大，论文发的多、档次高，不仅决定老师能否在高校立足，更关乎老师能否发展的好。在这一学术至尊的背景之下，科研做的好的大学老师才能评上教授，才能担任重要学术机构和协会要职。除此之外，很多著名大学有“研而优则仕”的惯例，科研做的好，是当系领导、院领导乃至校领导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中国大学的主流价值观还是科研第一。
科研至上的价值观对中国大学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做过了，则容易伤害大学教学学生、培养人才的另一存在价值。看今日之中国，几乎所有高校都把建一流研究型大学作为发展目标，发论文数量档次指标化，评职称论文要求指标化，薪资待遇与科研成果直接挂钩，为了个人生存和发展，还有多少大学教授哪怕吧40%的精力花在本科生教学上？还有多少导师真正把心思花在培养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上？还有多少大学老师真心钻研教学艺术让学生学的更好？还有多少老师把教学备课看的和写论文钻研发论文评职称一样重要？
少，实在是少，所以才显得“教书育人”价值观在高校校园的弥足轻重。其实，“教书育人”的价值观不应成为“科研至上”价值观的陪衬，更不应成为后者的牺牲品。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不追求“科研”和“教学”的有机平衡？大学老师即便为了生存和发展，也不能全然不把心思放到教学上啊；我们的高校在职称评定、薪资标准上能否在某种意义上实现“科研”和“教学”的正向平衡呢？科研做的好的高校老师，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用于培养人才，以便自己的科研能力能无限扩散代代传承呢？钱学森在美国读书时以科研能力超强而著称，可是回到中国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公开发表的“重大科研成果”，可是他把大量精力投于教学之中，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尖端导弹人才。其实在浙大，“研教双馨”的老师并不鲜见，如叶高翔（原浙大老师）、郑强（原浙大老师）、邵剑，这些老师不管科研管理工作多忙，依然热心本科教学，定期为全校学生做讲座指导学生成长，因此深受广大浙大学生喜爱。
浙大作为国内科研能力最强的大学之一，肯花巨资、给高荣誉给专注教学的普通老师，客观上助推了大学价值观的多元化，这样的做法值得在各高校大力推广、广泛宣传，我们也乐于看到更多这样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大学“教学科研并重价值观”的早日回归。
文/程振伟
来源：红网
作者：程振伟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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