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湖北省保康县的一桩奇事，该县某村村民因在酒宴上使用了价格相对较高的烟酒，违反了该村村规，被处以罚款2000元，据该村村规，村领导家庭、干部家庭与普通村民家庭喝酒抽烟分别都有严格的标准，领导家庭标准较高，普通村民标准较低，超标将处以罚款。（10月15日《楚天都市报》）
　　
　　看起来，一桩村级小事并无关大局。然而，此事却反映出一种极易出现并蔓延于社会的权力异化现象。亦即，如果“反四风”工作被特权思维异化，就极易出现此类戕害一般民众正常权利的现象，极易出现“反四风”反得老百姓无权抽高档烟的情况。
　　
　　由于社会情况纷繁复杂，“反四风”工作容易出现两类“变质”，一种是反得普通员工没有了基本的福利，这一点，中央媒体已于前不久多次提出。一种就是“殃及”普通老百姓，反得普通老百姓无权抽高档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就是某些人丢不掉特权意识，无法接受在生活上回归到普通老百姓的水准，所以利用手中权力强制性降低普通老百姓的消费，既然自己只能抽10元一包的烟、喝60元一瓶的酒，那么就强行规定普通老百姓只能抽2元一包的烟、喝10元一瓶的酒，以此凸显自己特权加身的“尊荣”，凸显自己有别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殊身份。
　　
　　在以前，因权力而带来的各种附加值，公务消费及腐败经济的广泛存在，导致领导官员、公务人员以及普通老百姓之间在生活上出现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烟、酒乃至交通工具事实上都凸显出一种权利与身份的差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四风”就是反特权，破除领导干部、公务人员因公职与权力而带来的特权式消费，使他们回归其社会公共服务者的角色；破除社会资源配置上的“官本位”，在政府机关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职业生态。
　　
　　但是，若某些地方、某些官员不放弃其特殊身份，将特权思维带入“反四风”工作，那么就会出现以权力赤裸裸地强制手段强令老百姓降低消费水平，甚至强制将老百姓分成几个等级，造成生活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差异，以凸显自身身份的尊荣。如果说在以前，领导官员生活上的特殊化还来自于非制度化的、潜规则下的权力附加值，乃是隐性的。那么此类权力强制下的特殊化就是显性的、建制化的，相比前者，后者因其用权力人为制造了一个“等级社会”，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虽然我们也承认，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喝高价酒、抽高价烟也是一种浪费、一种不必要的攀比。但是，消除这种浪费与攀比，靠的是政府的引导，靠的是政府在生产与定价环节上的行政干部，而不是把老百姓分成等级，强制某些等级不能消费。这乃是一种违法行为，是权力越界而对老百姓权利造成的损害，是权力的滥用与异化。
　　
　　就此而言，该事件至少犯了两宗罪，一是利用权力在社会中人为建制身份与等级，一是权力越界与滥用戕害普通民众的权利。在中央屡次提出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之时，权力的这种越界与滥用无疑是逆势而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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