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此番言论也让“拒收红包协议”再引争议。（11月17日《新京报》）
　　
　　关于医生签署拒收红包的争议向来已久，此次钟南山院士的一番言论无疑又一次将争议之声掀起。我们承认像钟南山这样有医德的医生大有人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部分医生确实医德低下，在给患者看病时收受红包，甚至索要红包。而正是在这部分医生长期以来的行为影响下，给公众灌输了一种“看病要送红包”的畸形认知，这不仅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更败坏了整个行业的形象。
　　
　　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签署“拒收红包协议”无疑是想从源头上遏制“医生收红包”的现象蔓延，应该说这是整个医疗行业形象自我救赎的表现，旨在纠正“看病收红包”之不良风气，重新树立医院、医生之良好形象。然而，“拒收红包协议”虽然找到了病根所在，但却开错了药方。
　　
　　诚如钟南山院士言下之意，签署“拒收红包协议”不仅对于医德良好的医生来说是一种人格侮辱，也容易误导公众“过度”解读，认为医生是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进而变相令医院、医生的形象大打折扣。此外，这一纸并不具有强制性的协议，在现实中有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这番舆论风波之后会不会成为形式主义的废纸，不收礼的医生签不签协议都不会收红包，但那些医德低下的医生会不会一边签着拒收红包协议，一边收着红包呢？
　　
　　况且，在如今的社会中，“红包病”不止侵袭了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可以说无孔不入，它同样侵袭了教师行业、驾校教练等各行各业，更严重的是侵袭了官场。倘若医生签署“拒收红包协议”能够根治“红包病”，那么官员们在上岗前也一并签个“不收贿”的协议，岂不是就能轻而易举解决了贪腐之毒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此，想要根治“红包病”靠这一纸协议作为药方不但无实际作用，反而有一些副作用。要想根治还得一方面不断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生行业的自律，另一方面还得建立健全医疗行业相关具有约束力、强制力的法律法规。刚柔并济，真正让“拒收红包协议”成为每个医生心中无形的协议，如此，“拒收红包”才能蔚然成风。
　　
　　文/强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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