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该市10位政协委员递交提案，提案透露，上海的商业建筑已明显供大于求，人均商业面积已是香港、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的2至3倍，且未来3年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商业设施“死城”危局迫在眉睫。提案认为，规划不合理造成了商业设施供求失衡的现状，各区域间地段模仿竞争、商业地块开发冲动、大量非商业经营专业的开发主体进入市场等因素，使得商业设施开发质量迅速下降。该提案建议，加强商业规划管理，形成规划工作的法定机制。（1月25日澎湃新闻网）
　　
　　此前的1月20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在重庆两会上也提到了要警惕商业建筑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风险。华龙网1月21日报道，黄奇帆表示，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继而引发经济整体风险。他指出，房地产领域要警惕商铺、贸易批发市场、城市综合体过剩，“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认为过量建设必然导致赔本。
　　
　　按照上海市的10位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供的数字，上海市商业设施面积已达6650万平方米，人均商业面积已达2.8平方米，这一数字远超东京、纽约、伦敦和香港。而据《新闻晨报》1月24日报道，上海市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718.65亿元，增速仅为0.1%，这还要刨除掉网上商店零售额的820.53亿元（增长24.6%）。很显然，在上海，网店零售的快速增长，正在侵蚀实体商业零售，后者增速实则为负，实体商业设施每平方米的实际销售额远低于黄奇帆所说的2万元。
　　
　　上海市2015年还将新投放约300万平方米的商业设施，未来三年人均商业面积会突破3平方米。可以预计，即便上海市其他行业在未来几年发展景气，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不下降，消费者投放到实体商业消费渠道的消费金额也不下降，也将无法养活如此之多的商业设施。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设施总量供给过多，严重过剩的问题，并非仅仅出现在上海，甚至不妨说，特别在中西部省份一些缺乏足够多的实体工业企业作为经济支撑的省会城市、较大城市，商业设施过量供给的问题更为严重。
　　
　　开发商、百货商超企业、地方政府或其下属的投融资企业、商业集团，皆热衷投资运作商业设施项目特别是大规模的综合体项目，倒不能完全归结为非理性行为，而是过高估计了商业设施项目尤其是综合体项目的回报率，且一厢情愿地将本地消费能力等同于一定可以在新建商业设施项目转化的消费额。相关投资项目在可行性论证时，往往对本地区、周边地区同类投资项目必然产生的分摊消费额、加剧竞争等影响视而不见，相关部门和企业对网上销售对实体商业的侵蚀效应也估计不足。而在具体商业设施的定位、招商工作中，各地部门和企业缺乏足够的项目管理经验，无法实现商业设施的特色化、差异化竞争，各类设施无论从经营项目和内容还是服务方式、建筑风格、装修特点等都陷入了高度的同质化。
　　
　　商业设施总量供给过多、过剩，不仅会加剧竞争，降低可能的投资回报，还将引发百货商超企业的关店潮，恶化百货商超企业与金融企业、投资人、供应商及通过储值消费等方式预存费用的消费者的关系，而这反过来又会因为百货商超企业无法获得各方面信任，而使其面临更大的经营困难。
　　
　　需要意识到的是，在各地，商业设施的投资单位除了开发商、连锁经营的百货商超企业，主要是地方政府或其下属的投融资企业、商业集团——特别是后者运作的商业设施项目，往往还带有极强的政绩考虑，这使得商业设施的规模远超地方消费能力，不要说通过运作收回投资成本，就连运营管理费用也成为了地方的沉重负担。而那些非政府、非国企投资建成的大规模商业设施，也往往背负了所在地地方银行的巨额贷款。这就是说，无论哪一类商业设施面临债务危机，或因建设投资方财力不足而出现停建、烂尾，最终都将转化为地方或地方金融机构的坏账。
　　
　　上海市10位政协委员此番提出，加强商业规划管理，形成规划工作的法定机制，这项建议具有必要性，国内其他城市也应就此做好商业规划管理制度的建设。应切实增强规划部门和商业主管部门对商业设施开发的监管职能，完善审批备案程序，设置商业设施项目的冷静期；各级银行业主管部门也应敦促商业银行尽职核查商业设施项目的投资风险，从严控制投放贷款。
　　
　　在笔者看来，要遏制及扭转商业设施盲目建设，严重过量供给的态势，还应刹住地方政府及其主管企业在商业设施领域的投资冲动。国家和各省应将市县两级政府投资项目的空置率、项目投资回报率纳入市县两级主要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范畴。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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