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州一家企业负责人王某近日告诉记者，公司一批货物被抢劫后，自己付给个旧市公安局2万元作为“办案补助费”，目的是请他们帮助追回货物。但5年多过去了，公安机关仅追回了极少数货物。红河州公安局对此回应称，个旧市公安局已经上交了违规收取的“办案补助费”2万元，并对当事民警进行了批评教育。（2月7日新华网）
　　
　　其实，这个需要收取“办案补助费”的案件并不复杂。2009年9月29日，5名被告人在个旧市仙人洞隧道内抢走了王某公司价值26万余元的矿石，并以9.6万元的价格销赃。随后几名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警方查实，这车矿石被抢劫后，运到了个旧市大屯镇一个配矿厂内，该厂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9.6万元购买了这车矿，至今没有退还。
　　
　　这个看似简单的案件，却有两个难解的疑点，始终萦绕在笔者的心头，不吐不快。
　　
　　首先，为什么一个如此简单、并已经人赃俱获的案子，至今拿不回被转卖的货物？这个案件无论是抢劫的发生、告破，或是货物的转卖，都在本市区域。说白了，都是处在当地警方的可控范围内。为什么受害人只拿到了从抢劫者那里追回的3.6万元赃款，而始终无法追回那车货物呢？作为配矿厂主，在其以超低价格购买那车无正当手续的货物时，就明显是有意为之了，却为什么至今未受丝毫影响？这车货物现在还是在其手中，还是已被警方收缴？
　　
　　如是前者，作为刑事案的赃物，理当收缴。这个厂主何以有如此能量？他与有关方面莫非有什么难解之缘？如是后者，警方又何故不予退还？一个本不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难道非要受害方告到法院去吗？若走法律渠道，被告方是那个厂主，还是警方，或者两者并列？这个答案，又由谁来告诉当事人？在收取了“办案补助费”的前提下，又不敢或不愿去触碰那个收赃厂主，似乎更使我们雾里看花。这些答案中，是否隐藏着某种秘密？都是应该厘清的问题。
　　
　　再者，当地警方为何要收取“办案补助费”，而且还是主动为之。据悉，当事民警收取的理由是追赃经费不足。笔者就不解了。整个破案过程都在本市范围内，何须再用当事人提供经费。而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警方的经费是国家保障的。所以，当地警方的说辞于理于法都是站不住脚的。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当事民警在收取“办案补助费”时，出具了盖有“个旧市公安局”红印的收条。这就说明，其一，排除了当事民警的私分受贿嫌疑。其二，说明这是单位行为，而且还为市局批准或者知晓。因此，红河州公安局仅仅收缴这笔款项并批评当事民警个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直面现实。因为这并非单笔收费，非当事民警的个人行为，而这正是本文所要重点厘清的问题。
　　
　　个旧警方收取的“办案补助费”既然敢于公开出具盖印收条，说明是一种通用做法，其收取的时间段必不会短，范围及金额必不会小。那么，这笔所谓的“补助费”，会补助到什么地方呢？依笔者分析，无非用于以下方面。一是全市办案经费确实短缺，被市局统筹安排使用了；二是用在办案过程中那些不能报销的费用方面，比如超标准的饮食住宿费用或其他开支；三是进入了单位的小金库。用于单位组织的旅游观光及类似活动。当然，也不排除用于过年过节发放各种物品及现金。
　　
　　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了。一方面，这样一笔笔单位所为的灰色收入，算不算“有偿破案”？长此以往，会不会毁掉公安民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有据可查的单位收费，就不是腐败吗？或者说，离法律意义上的“腐败”定义还有多远距离？当地警方收取的那一笔笔“办案补助费”有明细开支账目可查吗？会不会又是一本糊涂账？希望当地警方在尽快帮助当事人挽回损失的同时，认真考虑一下这些问题。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起码自身就要清清白白。这既是对警方职业素养的起码要求，更是法治中国的希望所在。
　　
　　文/徐甫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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