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指出，目前，许多地方存在着问责不力的问题，有的地方仍是“吼吼嗓子”、“摆摆架子”、“做做样子”；有的地方问责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地方“柿子拣软的捏”；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2月1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正如文章所指出的，问责的目的是倒逼党政领导强化领导责任，进而建立廉洁自律、依法施政的政治生态；问责不力导致责任落实不下去；责任落实不下去，责任不能到人，就容易导致领导责任松懈、政令不畅通、机会主义泛滥，最终危害党政工作，影响国家治理的正常开展。
　　
　　问责为什么难以落实？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在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问责没有建立起刚性的制度与法律规范，问责与否尚由某些领导一己、一时之意来操控。在现实中，对于类似的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严格的领导则重问责，要求宽软的领导则轻问责；对于社会影响大的事件加重问责，对于社会影响小的事件就减轻问责，而对于尚无公开报道的事件能瞒则瞒，甚至某些情况下，在社会普遍关注的时候高高举起问责的板子，而在社会关注度减弱之后则悄悄放下。
　　
　　在问责这一事情上，问还是不问，问责到何种级别、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来问责，尚缺乏统一的刚性制度与法律规范，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行为，昨天问责了而今天没有问责，此地问责而彼地不问责，这个领导问责了而那个领导不问责，问责显失公平、规范与统一，随机性太强，由此，坊间有言，问责就像用鱼叉叉鱼，叉到谁算谁倒霉。
　　
　　所以，转变问责不力的局面，在当前最重要的乃是建立刚性的问责制度与法律规范，实现有法可依，清楚明白地界定需要问责的行为以及问责的级别、范围、方式、时限，减少领导意志在问责中自由采量的随意性，强化问责领导责任，变叉子叉鱼为渔网捕鱼，使应问责者无法逃避问责，应轻问责者轻问责，应重问责者重问责，各得其所，实现问责问题上依法问责的公平与刚性。
　　
　　实际上，建立刚性的制度与法律规范也是依法治国的制度要求。依法治国，乃是将权力关进法律与制度的“笼子”里。而问责，乃是政治权力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的走向与权力的结构，这样一门利器若赋予其太大的随意性，则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恶化政治生态。可以说，现实中，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问责在很大程度上已异化为一些领导排除异己的手段、拉拢与打击的工具，成为维系小圈子、小山头的利器。所以，在制度建设的意义上，建立刚性的制度与法律规范来规制问责行为，就很有必要。
　　
　　再者，刚性的法律制度、明确的问责之“法”也是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若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制度参照，民众对该不该问责、谁来问责、问责到何种程度均缺乏明确的判断与认知，舆论监督往往沦为情绪化的发泄与吐槽，间接加强了问责的随意性与不公平度，并不能真正起到问责应有的整治效果；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舆论的监督终究要落实到某个领导的随意性决断上，终究无法成长为理性的制度性力量。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制度参照，民众的监督有明确的制度指向性与法律的实践性，由谁问责、问责到何种程度一目了然，舆论有的放矢，情绪化发泄势必降低，这无疑会对问责机关产生压力，倒逼问责的严格落实，减少问责的随意性。而且，我们可以期待，通过这样的舆论参与，民众对于政府机关的施政行为有更多的了解与理解，民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也可得到提升。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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