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两会上，人们注意到，“为官不为”20年来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在总结2014年工作回顾时对“懒政”问题直言不讳：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目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进入人们视野。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严词告诫官员：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若真要深入分析，我以为重点应落在成因上。病因明了，才能对症下药。
　　
　　成因之一，是因为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老章程不灵，新章程不懂，有些官员纵然想为，怕也不知如何去为，因而就难免出现“为官不为”的现象。若要强调客观原因，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和磨合的过程；若要追究主观因素，恐怕是准备不足，学习不够，缺乏紧迫感，在与时俱进方面，慢了几拍。经过几年的整治，干部队伍玩兴太浓、酒兴太高的问题，有了明显改变；但在有些干部身上，因循守旧的积习依然难改，特别是学习的劲头依然不足。权力下放了，但办事的能力并不能因此下放。如何履行新职责，必须认真学习、重新适应。否则，“没办过”“不会办”就会成为“为官不为”最现成的借口。
　　
　　成因之二，是因为问责力度逐渐加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不少官员的行为准则。过去盛行的“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干事，拍屁股走人”，今天行不通。谁拍板的谁要负责，谁承办的谁要买账，谁铺下的烂摊子谁就脱不了干系。这样一来，权力大，风险也大，争权夺利少了，规避风险多了；而降低风险的最佳选择，也就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去的突出问题是胆大妄为，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为官不为”。就算中纪委提出：“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该撤换的撤换、该调整的调整”，但在一般情况下，本该多干的干少了，本该快干的干慢了，恐怕很难确认。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有待公布权力清单，公开办事的程序与时间表，从而把评判干部的权力下放给群众，接受群众的有效监督，才能保证官员不敢不为。
　　
　　成因之三，是因为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的持续推进，灰色收入没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少了，在有些干部那里，坏事不敢干，好事不想干，结果就什么事都不干，因此“为官不为”了。李克强认为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就是这个道理。但惩治“懒政”要比惩治腐败艰难。干部的收入确实不高，要干的事确实不少，有些人觉得划不来，没了锐气，减了劲头，这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加强教育，改善管理，也要适当地提高待遇，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只有廉政，没有勤政，算不得是真正的善政；只能两袖清风，不能造福一方，也算不得是真正的好官。这应该都是硬道理。
　　
　　文/慕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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