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未成年人用暴力的手段，去伤害他的同龄人的这样的事件，那么法律对未成年人是保护的，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的惩罚应该说也是宽容的，以至于有些孩子甚至说出这样的话“犯罪要趁早”。但问题是，宽容不等于纵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如何做到这点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7月2日央视新闻）
　　
　　“犯罪要趁早”，听来何其可笑，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之下，竟有一种迫于“年龄”的无奈，让违法犯罪者大放厥词，却难以强势打压。诚然，近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密集了一些，其暴力犯案手段成人化的同时，相较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6月，发生在江西永兴的暴力事件令人震惊，涉事女生黄某遭到了9个同学的围殴，且被逼下跪、自扇耳光，施暴者甚至还拍下视频“尽兴”，看罢着实令人激愤。案件频发也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各大媒体曝光的问题已经亟待重视，另一方面现实情况却更显疲态，不少地方学生约架屡见不鲜，“混社会”成了一些未成年人的“常态”，偷窃、抢劫甚至持刀伤人，年轻人的行为并不“年轻”。
　　
　　必须肯定的是，对于未成年人批评、教育，其初衷并没有错，也是符合法理精神与人性“柔软面”的，我国法律依靠“14岁”和“16岁”两个年龄分段，对刑事责任作出了全免责和部分免责两种方式来突显“教育转化”的优先原则。但是，问题的关键恰在于此，一味从轻惩处的同时，对于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却没有强效的规避方式，更没有符合现实情况的保护措施，以至于大面积的“宽容”造就了少部分的“纵容”，受害者的“安全关”已破，还要面临着侵权者不能受到全责追究的无奈，俨然要遭受“二次伤害”，正如近日广西发生的暴力事件，法无严惩，警方只得调解，涉事学生被批评教育了一番，最终“皆大欢喜”，还能回到学校继续参加考试。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若是“施暴”者身处法管而不惧法惩，法的完善性必然就有待优化，未成年人处在法律监管之下，必须要管之有效、束之有律，不能做足了纸面功夫，言尽了照顾保护却任由违法犯罪问题逐步泛滥。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了“低龄化”、“低文化”两种势态，俨然弊病待除，当然，纠正问题不能过于“感情化”，正如对待“熊孩子”一般，对待这些带刺的“七八点钟太阳”，也须转换思路，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而非发泄情绪。
　　
　　既然“未成年”成为了其减免刑责的特权，其他的惩处面就应当扩展开来，监护人为主、学校为辅，二者都应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负责人，既然提倡教育转化和预防，那就拿没有做好相关工作的人“开刀”。不少家长在自己的孩子“犯事儿”后仍不思反省，还大打“孩子不懂事”的“感情牌”，其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孩子逃避法律责任；学校在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上也是如此，常常走形式、凑任务，有了日常教学和考试的“大头”在，其他事项便均被放在了次要地位。
　　
　　在具体实施上，加大处罚力度未尝不可一试，特别是在罚款与经济补偿方面，一来引起重视和警醒，二来也能尽力弥补受害者的健康、财产与精神损失；未成年人犯罪事实形成之后，不能再一味纵容、宽以教育，或采取强制义务劳动，或取消部分资格例如考试加分，同时由司法机关等部门进行长期的强制法律教育，用实际行动实现真正的教育和转化，决不能再让未成年人看到法律对他们“放养”的宽忍面，而要看到法律给自己无形的思想“枷锁”而非“护身符”。
　　
　　严是爱，宽是害。切莫再让未成年人对违法犯罪如此“任性”，反被一纸法文羁绊于无能为力，届时大害一成，失掉的恐怕就是法律的尊严及公民的安全。
　　
　　文/余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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