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除非天生痴傻或修行到家，任何人对荣誉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与追求。即令卑微如同古罗马的角斗士，他们也同样渴望万人景仰的荣誉，哪怕这种荣誉是靠残忍杀戮、血洒黄沙、尸堆角斗场而成。当然，对于荣誉的渴望与追求，并不在于荣誉本身，而是在关键时刻，荣誉能给自己人生带来畅达和上升的资本。

　　然而许多时候，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轰轰烈烈的“正荣誉”并非易得。因此，一些人便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负荣誉”，以此获取人生的另一种资本与认同。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写了一篇名叫《盗户》的文章，说的是清顺治年间，在山东滕、峰两县，盗贼蜂拥。每十个人中就有七个是盗匪，盗匪太猖狂，官府都不敢逮捕他们。后来，官府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对盗匪进行招安，招安后的盗匪都另立户头为“盗户”。按理说，谁都不愿意被冠上“盗户”之名，但是滕、峰两县的居民们不仅愿意，而且争着当“盗户”。

　　为何会出现此等咄咄怪事？原来官府怕招安后的“盗户”们再乱来，就给了他们“超国民待遇”：凡是“盗户”与良民发生纠纷时，官府都会有意偏袒“盗户”。如此一来，搞笑的事就出现了。每当打官司时，双方都称自己是“盗户”。因此双方在衙署里都不说打官司的真正原因，而是争论谁的“盗户”身份是真。官府也就先把是非放一边，先辨认“盗户”的真伪，最后还要查看户籍，验明正身后，然后才论理打官司。

　　为讽刺这一怪现象，蒲松龄在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不久，县官衙署里闹狐狸精，县官的女儿被狐狸精迷惑了。于是县官请来术士，术士用法术将狐狸精捉入瓶子里，然后准备用火烧死狐狸精。这时，狐狸精在瓶子里急得大叫：“我是盗户！我是盗户！” 闻者无不掩嘴而笑。

　　任何社会，盗匪之名都是可耻的。然而蒲松龄笔下的山东滕、峰两县农民却“不以耻，反以为荣”，这其中的原因，除去蒲松龄所讽刺的本意，那些“盗户”们潜在的“负荣誉”意识也不可忽视。倘若认为《盗户》只是一篇寓言式的狐怪故事，当不得真。那我们翻翻正史，就会发现许多类似“盗户”的故事。譬如《明史》中记载的“人腊”事件，即为一例。

　　“人腊”事件与廷杖有关。所谓廷杖，就是皇帝在朝廷上杖责臣下。据考证，廷杖始于唐玄宗，到明太祖在廷上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后，明朝将廷杖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据史载，正德年间明武宗创造了107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124人，其中16人当场死亡。想想看，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噼里啪啦响声震天，血肉横飞，这场面是多么残忍。

　　重则死，轻则残，廷杖无疑是一种酷刑。更为可恶的是，廷杖打伤的不仅是士大夫们的躯体，更多的是尊严。居庙堂之高的士大夫，内心深处大多有股“士可杀不可辱”的浩然之气，然而光天化日之下却被拔光裤子打屁股，斯文全无，单单这种羞辱就足以让人上吊自杀。更何况，在当时的权力语境下，凡是被廷杖的，干部履历表上肯定留下了“污点”，其仕途绝对会因此“飞流直下三千尺”。更严重的，不仅升迁无望，十有八九还会被贬官或流放。因此，稍稍有点头脑的对廷杖都惟恐避之而不及。然而，历史上却有人甘愿被廷杖，赵用贤即如此。据《明史》记载，首辅张居正父丧夺情，赵用贤明知有被廷杖的危险，仍与吴中行抗疏进谏。万历皇帝果然大怒，立即将赵用贤和吴中行廷杖。吴中行当场气绝，“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

　　平心而论，赵用贤冒死抗疏，绝对够得上一名猛男，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以及为上尽忠的决心不容抹杀。但是，赵用贤甘愿被皇帝打屁股后，却将被打烂的屁股肉，叫老婆进行烘烤风吹，制成“人腊”，当作宝贝藏在家里。每当有人来家里串门时，就拿来出“人腊”来炫耀，并得意洋洋地说，瞧，这是我被廷杖打落的肉。这情景，与滕、峰两县居民争着叫嚷“我是盗户，我是盗户”又有何异？

　　如此，让人不得不怀疑赵用贤投机的一面。赵用贤之流内心十分清楚，只要廷杖不出现伤残死亡等意外，他就能赢得“死谏”的清誉，这样他以后在人前了就有显摆的资本，而这种资本极有可能会助他东山再起或青史垂名。事实上，赵用贤制作“人腊”与良民争当“盗户”本质如出一辙，都是通过炫耀过去的“污点”获取今后的政治资本或生存资本，我们姑且称此为“污点资本”。尽管赵用贤选取“污点”时披着堂而皇之的外衣，甚至表面上还充满着正气。这当为一起典型的“污点资本”的恶性示范。

　　令人唏嘘的是，那些设法获取“污点资本”的人，却往往成功了。“盗户”如此，制作“人腊”的赵用贤也如此，现实生活更如此。譬如学校里被通报批评了的学生，从此就有了威风的本钱；单位里那些跟领导顶过牛的，就有了霸道的资格；社会上那些蹲过监的，就有了横行的资本。这就难怪为啥许多人刻意追求“污点资本”，甚至趋之若鹜了。

　　文/夏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