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美国SAGE出版社旗下的《Tumor Biology》（以下译为《肿瘤生物学》）期刊发布了一篇撤稿声明，宣布将撤销107篇出自中国作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嫌违规提供虚假的同行评审信息。（4月22日《中国青年报》）

　　107篇造假论文，其中有不少来自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医院、山东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三甲的临床医学院，可以说，制造这次丑闻的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机构，而是中国的医院行业和大量的临床医生。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教授陈家应表示“写论文与评职称挂钩，是中国特有现象，这为学术造假埋下祸根”，因为医生的压力除了来自临床外，还有职称晋升。《新华日报》的调查就指出：论文已经成为医生、乃至护士和技工们晋升评职称时必须的“通行证”，很多大医院的中级职称医生，如果要晋升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必须在国内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SCI论文，才有参加申报资格。

　　近年，政策有了一些转变，2015年11月人社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在2016年3月，中央又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两个文件明确提出，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不再将论文等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更要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即使如此，真正改变的只有县级的单位，“论文至上”的僵化教条依然在作祟，论文仍然在很多大医院的晋升和评职称中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临床医生们仍然为了发表论文而头疼。

　　在许多大医院里，医生如果没有科研、没有论文，临床技术再好，也很难晋升职称。为此，很多医生白天出门诊、做手术，晚上点灯熬夜查文献、写论文。在临床和论文的两座大山的双重压力下，有些医生学术造假，这次曝出的107篇学术论文造假的事件，丢了脸面；有些医生付出时间和精力精心打磨论文却付出了生命。远的不说，2017年4月5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7岁的肝胆外科医生卢景宁博士在家中离世。同事在微信上说，“（卢景宁）白天3、4台手术，晚上还要写论文评职称，压力大，心源性猝死可能性大”。

　　为了规避学术造假以及医生猝死的事件，目前中国的医院体制迫切需要打破“论文至上”的僵化教条。

　　文/罗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