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上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对《北京市小型食品业生产经营规定（草案）》进行二审。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等四类小型食品业的概念。针对小食杂店、小餐饮店、小作坊、食品摊贩等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政府部门拟实行首问负责制，且对查证属实的举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予以奖励。（9月27日《北京青年报》）

　　首问责任要求第一个接受咨询、举报或者服务的人员，必须负责举报人的接待、受理或指引、转办对接工作，以做到首问负责，对口接待。此制度能从根本上避免推诿扯皮现象的出现，并以责任的明确化而确保举报投诉渠道的畅通，为激活公众参与食品安全举报的热情而提供制度保障，让全民参与食品安全打假治劣更有坚实的基础。

　　首问责任制度的设计与使用，其优越性在其他行业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集中政务服务中心，首问责任让服务的效率更高，质量更优。通常来说，首问责任的人员即便没有相应的职能，却有跟踪服务的责任，哪怕是转办之后也需要通过对口接待而实行过程服务。而相对方则只需要“紧盯谁是第一个接待者”即可，若首问责任者未能履行职能，则可通过投诉或者举报的方式让其真正履行责任。

　　有了首问责任制度的执行，“踢皮球”的现象就会得到有效遏制，缓解公众办事难的程度。现实中由于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或者部门内部的职责分工不明确，就会存在相互推诿扯皮而无人受理，举报投诉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或效率低下始终得不到落实。数年前，重庆沙坪坝区主干道石小路黄桷湾处上方边坡发生垮塌，垮塌点距离民房不足1米，给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造成极大安全隐患，事发近两个月却无人问津。经走访多个部门，要么称不归自己管，要么称不知情，转了一大圈，“皮球”又被踢回了原点。

　　“十几个大盖帽管不了一头猪”“十几个部门管不好一个下水井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广州市人大代表在对广州空气污染情况进行检查后，与市政府交换意见时指出，“各部门不是找怎么可以管的理由，而是找怎么可以不管的理由。”在“九龙治水”和“画地为牢”的治理格局下，实行首问责任制才能避免“不归我管”的尴尬。如果不能建立“权责”一致的责任体系，则过高的门槛会降低公众举报的热情，深陷“无人举报”的困局而难以破题。

　　2014年1月，安徽省出台暂地规定，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人进行奖励，并报销举报人领取奖金时的往返路费。然而，一年多过去后，仅有一名举报人领取了奖金。记者查阅多地数据发现，“奖金发不出去”已是各地的普遍现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奖金分文未发出的情况。重奖之下都无勇夫，无奖举报的热情自然也没有想象中高。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则“全民治理”的美好愿景就无以实现，食品安全的治理状况则无以改善和优化。

　　如同医疗行业的“首诊负责制”一样，首问责任的制度在各地已有所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西安在2011年、厦门在2013年就实行了食品安全首问责任制，以解决多头治理下的职能不清和错位，让举报渠道尽快畅通起来。时下虽然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因为机构改革而得到了优化，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实现范围的拓展与内涵的挖掘，让制度优势得到更大的发挥。此次北京市小型食品业生产经营领域实行举报首问责任制，是破解小微食品生产监管难的首先之举，为提升监管能效提供了制度出口，其做法值得充分肯定。

　　文/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