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蚂蚁集团正式递交上市申请，迈出了A+H上市的关键一步。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某种程度上，蚂蚁集团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伴随吱吱的握手音，互联网进入中国。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两会上说：“中国电信资费还要成倍下降。”接下来的一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依次出现了：门户来了，搜索来了，QQ出现了、网络购物出现了、电子支付出现了。互联网开始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飞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社会。

不过，看似顺理成章的背后，却有着一般人浑然不觉，但却深刻存在着的静水深流，惊心动魄。

淘宝初成立之时，中国消费者保护不足，人们互不信任，店铺中交易都难以避免纠纷，更不用提不见面的网购，网上交易难以达成。面对这种局面，阿里开拓性的首创淘宝的评分机制与支付宝的资金中介机制，在中国一片荒芜的信用沙漠上，硬生生的浇灌出信任的绿色，提供了更高的契约水平，降低交易成本，使得交易得以进行，电子商务随之飞速发展。时至今天，网上购物仍然比实体店更有保障。

不过，如今这看似天经地义的资金中介模式，在当时，却是需要冒风险吃下的第一只螃蟹。阿里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贸然上线一个支付系统，还留存资金，是否涉及“非法集资”，是否涉及金融安全？面对这些疑虑，没有权威答案，所以，当时马云说：“如果要有人去坐牢，我去”。

这个表态，令人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手印。1978年，小岗村村民签下的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两年之后，他们的行为得到正式的认可，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时间重新开始。

幸运的是，小岗村的行为被接纳了，当时的监管，容纳了他们，认可了他们，并发扬了他们，由此，中国的改革拉开序幕。同样的，在最初，支付宝的资金中介机制本身，正是靠着监管的宽容，才得以发展，壮大。2003年，淘宝网首次推出支付宝服务，次年支付宝从淘宝网分拆独立，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而第三方支付牌照直到2011年才首次下发，中间相隔接近8年，央行保持了足够的善意与定力。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很多市场与社会的新兴变化，处于长时间的灰色状态之中，很多的时候，是靠非条文的改革决心与精神去呵护的，从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支付宝都是如此。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科斯，通过对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观察，总结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地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在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称这种模式为“边缘改革”，并认为它从来都是推动中国过去30多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这种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与基层的积极互动，并且多大程度上力推改革。比如，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民间首创，得到高层强烈支持之后，才逐步融化地方抵触的坚冰，最终在中国各省全面铺开。

1992年邓小平南行所透露出来的改革决心与精神，开创了如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局面。某种程度上，这一幕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重演，正是中国金融监管的包容、审慎，才使得创新得以成长，开创了今天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全球地位。

2013年，余额宝开启互联网金融元年；2014年，二维码支付进入支付生态；2015年，花呗、借呗引发互联网消费金融热潮；2018年，蚂蚁推出相互宝，开启互联网互助新模式。这些探索与创新，在当时都引发争议，更重要的是，都对旧的体系形成了挑战。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破坏性创新”。面对破坏式创新，需要监管有足够的定力，去面对争议，扶持“边缘改革”，而这种定力的基础，则是对未来趋势的深刻洞察与把握。

幸运的是，经历过改革开放与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如今，这种善意、定力、宽容已经成为政府监管部门在行政过程中的指导性原则。

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所谓包容审慎”，就是指对新业态、新模式，不能简单任性，要么不管，要么管死，而应该采取包容审慎的原则。包容就是对新的事物，要允许它发展，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加强事中管理。所谓审慎监管，就是要划出安全的底线。两者共同促使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蓬勃兴起，不仅为经济发展培育了新动能，也为“保就业”提供了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