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年的央视春晚小品中，宋丹丹给赵本山讲了一个笑话，说把大象装冰箱分几步，赵本山一听愣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宋丹丹便公布了答案，说把大象装冰箱需要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

这答案听起来正确无比、天衣无缝，而且夹杂着一点狡黠，确实可博人一笑。不过，这只能当做笑话，一旦深究就会发现，它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大象那么大，冰箱那么小，怎么样把大象装进去呢？

虽然问题问的是把大象装冰箱分几步，但回答者想到的必然是怎样把大象装冰箱，这样才好判断需要几步。这里面其实涉及两个问题而且紧密联系：一是把大象装冰箱符不符合实际？二是如果确定要装，该怎么装？

所以说，把大象装冰箱并不是开门关门这么简单。现实中，面对很多问题，不少人采取的也是这种“笑话思维”或者说懒惰思维。比如问怎样反腐呢？答曰加强制度建设，如果继续问怎样加强制度建设，则无法说下去了。我们还听到很多类似的话，要完善什么，要健全什么，很多光鲜的词汇和概念也一涌而来，这些特别容易让人脱离现实，在所谓理性的层面上自以为是地转圈。

如果是一个普通民众，这样说两句倒无大碍，起码还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如果是执政者，光这样说还不够，还必须有更加清晰的思路和落实手段，否则最后不是理论和现实脱节，就是光说不干假把式。

1866年12月，恭亲王奕䜣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聘请洋人教习。然而，这件事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反响，觉得堂堂天朝竟要拜洋人为师，简直是奇耻大辱。1867年3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说：臣民至强，则惟气节一端。臣民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后来，理学大师倭仁上奏说，天下之大，人才很多，必有精通天文、算术的人，为什么非要请洋人？还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看到倭仁的反对，恭亲王不甘示弱，上奏说倭仁那一套“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其实不过是空言。“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对此没有善罢甘休，说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强，比谋之礼仪之士。洋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学习其秘术以制其死命，他们纵然表面上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恭亲王见其如此，直接奏请朝廷命倭仁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的中国教师，进行教学，以观其成。这下，倭仁彻底不争辩了，说自己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今天来看恭亲王与倭仁的交锋，可以清楚看到倭仁的空谈本领，一说到解决问题，他只能灰溜溜地败下阵来。而再看另一位重臣李鸿章，虽然他自我定位为“裱糊匠”，也有诸多过错，但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中，不论开展洋务还是处理外交，都坚持“实干兴邦”。所以后人曾说：“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做事而不见其为人。”

现实中，有些干部往往热衷于空谈，沉迷于文山会海难以自拔。明明短时间能讲完的事，偏偏讲两三个小时；原则性的话讲了一大堆，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触及，非常类似于把大象装冰箱的“三步法”。除此之外，少数干部还习惯于用文件来贯彻文件、用会议来落实会议，缺乏调查研究的作风，定指标、下任务时靠拍脑袋。长此以往，不仅存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还形成了弄虚作假、好大喜功的新问题。因此，我们现在亟须的不是避重就轻地谈问题，而是更好地解决问题。如果天天是“狠抓”“完善”“重视”，而不去具体行动，“大象”永远不可能被装进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