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韩国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2日，素媛案主犯原型赵斗淳刑满释放。赵斗淳以极其残忍手段强奸、故意伤害8岁女童，致其重伤，被捕后的赵斗淳多次挑衅司法，威胁受害人，毫无悔意。

媒体报道显示，赵斗淳具有经过鉴定的强烈反社会倾向，再犯率测试值高达76%。他的出狱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当地居民的不安。为此，韩国政府拟在当地安装3700多个摄像头。

除却素媛案受害者的身心伤痛无法治愈之外，以上种种都表明，素媛案的一大痛点正是对赵斗淳判罚过轻。虽然韩国已经事实废除死刑，但在重判的呼声下，赵也仅仅只有12年的刑期。这样的悲剧不免令人反思废除死刑的意义。2018年广西的百香果女孩案二审死刑改判死缓，也曾一度引起民愤。人们质疑，如果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刑法不能主持人们心中最底线的正义，那么法律的意义何在？如果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者，慰藉受害人，向社会释放信号，那么对于穷凶极恶之徒，废除死刑究竟是为了什么？

付立庆教授的《刑法总论》提到了废除死刑的世界趋势和中国死刑执行的实际问题。书中总结的法学界共识是，尽管当下废除死刑不妥当，但“在将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应该废除死刑”。

实践中，废除死刑不存在明显的对社会的有益作用，而其支持者仅仅是从人道理论考量。如果从人道主义“生命权高过一切”的角度看，废除死刑实际上无视了需要被保护的受害者和普通民众的生命权，因为受害者已死或者已被伤害就对其不加保护或无法保护，而转头强调加害者的生命权，这不仅仅降低了法律的惩戒意义，同时也让法律失去了其保护意义，使得司法正义荡然无存。

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废除死刑对社会治安并无积极作用，甚至恰恰相反。死刑的废除降低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还因为更长的自由刑而增加监狱管理的负担。这些最终会反馈到司法系统的运作中，使得原本就急需改革的司法体系雪上加霜。对赵斗淳执行更严厉的判决远比在赵斗淳居住地装3700个摄像头在司法、社会、财政等层面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仍存在数量不小的严重暴力犯罪的普遍情况下，与其说废除死刑是世界趋势，不如说是泛滥的自由主义、精英政治和过度的资本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保障平民百姓的利益没有益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虽然是原始的正义，在现代社会不适用，但法律仍然应当尊重一般人的朴素正义，就这类案件而言，废除死刑显然大大超出了正义的范畴。

要论死刑的缺点则是其不可挽回性，但如何严格规范死刑的适用，是司法机关的功课。司法实践中有名的聂树斌案死刑的错判，不是死刑本身的问题，是判案不利的问题，其错判受限于1995年的侦查条件、当时司法的落后等各种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以国家暴力的形式对百香果女孩案、素媛案等案中穷凶极恶的犯罪人处以极刑，仅仅以限制自由的有期徒刑加以惩治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时候，一味对犯罪者讲人道，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

文/周俐君（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