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鹏伟

记者10月26日从重庆市人大官方网站获悉，《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已经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拟于今年11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记者注意到，《条例》中要求养犬人和管理人应遵守防止犬吠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规定。此外，《条例》中还规定不得有遗弃饲养犬只的行为，违反者可由公安机关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10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治理狗患是个老大难问题。想要杜绝遛狗不拴绳、流浪犬伤人等乱象，首先要有法可依，所以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完善治理路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

然而，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药到病除。即使是去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后，有媒体宣称“今天起遛狗不栓绳就违法了”，也未见现实层面有太大改观。细究起来，既有罚则不明确的因素，也有治理主体不清晰，积极性不足等原因。地方立法层面，各地《养犬条例》“下猛药、治沉疴”式的探索已有不少：广州有犬只伤人可罚款万元、遗弃犬只罚款5000元的重罚，深圳有强制为犬只植入芯片的做法，但无一例外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归根到底，在于养犬门槛太低，违法成本又忽略不计。以很多城市的情况看，办理狗证、打疫苗主要靠自觉，不出事儿基本没人管，咬了人大多也是赔钱了事。如果眼见后果严重，狗主人拒绝认领的也不鲜见。与此同时，流浪狗伤人的新闻也不绝于耳。这就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公众的反感与弃狗者的不以为然形成强烈反差，而一阵风式的“打狗”运动，终究是治标不治本，以至于陷入“年年治理年年有”的怪圈；二是发生犬只伤人事件之后，难以通过追责、赔偿等措施惩罚弃狗者，无法形成实质约束力。

可见，治理狗患的首要问题不在于罚款额是否足够高，而是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将狗与主人建立起可见的联系，倒逼其履行应尽的责任，从而确保公众利益不被侵犯。如果普遍不办狗证是现实，那么遗弃犬只自然就是零成本，惩戒再重也难以落地。现实的尴尬在于，最熟悉情况的社区没有执法权，而有执法权的公安人员，却又因缺乏专业技能、无处安置宠物等原因，积极性明显不足。难处的确存在，但要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重视程度不足——麻烦又不出成绩，以至于养痈为患。反之，一旦发生咬人的恶性事件，处理起来便没有那么多客观原因了。

震慑不法行为靠的不是条款，而是日常行动。如果要求多、门槛高、监管严，心血来潮就养条狗的人自然不多，随意遗弃的严重后果也会让养犬人三思而后行。所以，与其一味在条文上加码，不如真正行动起来，向“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开刀。只要令行禁止，狗患自然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