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国祥

有一次，钱学森问两名助教，同学们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大概要多少时间？看到助教反馈上来的学生作业完成时间，钱学森觉得未免过长了。于是他又让助教继续深入调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时间？调查的结果出来后，钱学森心里一酸。原来班里大多数同学家境贫寒，没有条件买计算尺。因此在计算步骤上耗费了大量时间。

这是共青团中央公号于11月13日发表《钱学森出的考试题有多难？开卷找不到答案，考试当场晕倒两人！》一文的一个细节。那一场全不及格、晕倒两人的“魔鬼考试”，如果说是钱学森作为科学家严谨治学精神的充分体现，那么，当他为学生买不起计算尺而“心里一酸”，则不经意地折射出他满满的人文情怀。

钱学森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他在百忙中为学生亲自上课已属不易。当了解到完成作业时间过长的真相后，钱老“心里一酸”，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是对人的一种同理心，是与人的深切共情，是对艰难的不忍，是理解，是善良，它让“魔鬼考试”不再高冷袭人，严酷无情，它传递给学生的是温暖和力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曾聆听过钱学森在一次人才论坛上的演讲，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他关于真正的人才一定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的复合性人才的观点，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几十年之后，重温钱学森在教育培养学生的这一幕，他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正是这一观点的以身示范吗？如果他只懂科学却不懂人，只管传授知识却于学生能否消化或有没有条件消化而不顾，他就不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也培养不出一批批国家需要的精英人才。

刚刚去世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也是一位极其重视人文素养的理工科大家。可是小时候的他考中学时，在语数外几乎为满分的情况下，理化考得很差，化学只考了25分，被老师断言为“没有化学头脑，学不好化学的”，幸亏有另外的老师往深处一想：“这孩子语数外考得这么好，理化会很差吗？”杨叔子幸运被录取，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院士杨叔子。当上校长的杨叔子遇到与自己小时候同样的学生就想着帮一把，不用生冷的办法和硬性的标准牺牲掉有禀性的学生。正是他在全国高校率先掀起影响深远的”人文风暴“，倡导理工科类院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杨叔子小时候遇挫被老师“往深处一想”，与钱学森为学生的艰难“心里一酸”异曲同工，都是老师对学生一颗温暖的心。

众所周知，杨叔子一生笃信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翼齐飞，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儿时对中华传统文化扎实的童子功。而钱学森对人的关怀也不是偶然的，或即兴表演的。他在出国前就打下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底子，”到美国去，只有一个目标，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证明中国人不比美国人差，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学成之后的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想到国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冲破重重阻碍回国，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为学生的贫寒“心里一酸”，与当初不忍国家贫穷落后而回国参加建设，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反观身边现实，当学生没能按要求完成作业和达到标准，有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罚；当下级或基层没有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或工作没有达到上级的标准，有领导把“追责”叫得整天价响，更不给你说明理由的机会。在无情的高压之下，拼更多的苦力，耗更长的时间，花更大的成本，也许能够满足某些权威的尊严，但学习、工作和事业未必不是被应付过去，而事实上是无穷尽的“内卷”。在这里，钱学森的“心里一酸”及之前深入细致的调查是多么难能可贵。

且看钱学森“心里一酸”之后怎么做？他将自己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得的奖金全部捐给了学校，其中一部分经费就用于给所有同学配备计算尺。在那个年代，18元一把的计算尺对家境清贫的他们来说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正是钱老严谨的治学以及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批批中国航天事业的顶尖人才被他托起。

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要遇到的严峻挑战，就是高科技被西方“卡脖子”，但不要忘了，要追赶或超越西方高科技，必须有强大的人文精神，以及不须提醒的文化自觉。学习和吸收钱学森那独具魅力的人文关怀、人文底蕴和人文思想，用它浸润人的灵魂、打磨人的气质、激发人的智慧，影响人的行为，一定能够成就我们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