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赵振宇，自1982年进入长江日报评论部，后调入华中科技大学，40余年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研究。其间，在高校率先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成立评论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华中学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撰写《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了让更多评论作者深入了解学习，红网红辣椒评论频道定期刊发推出“赵振宇系列回忆录”系列文章。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上海是我国的文化重镇，新闻媒体也办得多办得好，时时在全国起着引领作用。我在《长江日报》工作期间，曾到上海多家报社编辑部拜访，学习他们的办报经验；到社科院等学术单位请教专家学者，向他们邀约稿件结识了一些老师和朋友。其间，也为上海的媒体撰写了一些适应时代需要，具有个人特点的思考文字。

《解放日报》最早创刊于1941年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是我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刊物，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日报》全面及时准确报道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闻和国际新闻，刊发有影响力的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并经常被国际国内各大媒体转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几大媒体之一，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海内外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

1989年1月2日，是个极为普通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留下了深刻记忆。因为，同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一版“每周论坛”上发表了我写的《学一点“爱抚管理学”》，在解放日报二版的“解放论坛”上刊发的是《仅有反思是不够的——写在辞旧迎新时》，作者是我。一般来说，党委机关报都会在1月1日发表“元旦社论”，我在2号发表的评论就被朋友们戏称为“准元旦社论”了，而且还是两篇发表在中央和地方重要媒体上。自然，这只是一种玩笑，不可当真。

我在这篇评论中写道——

时下，不少文章都用到反思一词，其含义当然与黑格尔界定的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的回顾和思考。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经历，一切现实的发展和开拓都离不开历史。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对其作出较为深刻、全面、科学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民族比以前聪明多了，知道“以史为鉴”的价值，敢于否定历史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失败，哪怕我们曾为此付出过巨大的牺牲。这比起早些年“一贯正确”的思维模式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

……

理论研究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反思过去，对历史实践(错误和教训、成绩和经验)进行总结，并将其升华为科学的理论，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和研究，对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说明和总结，对现实的各项政策、措施进行宣传实施或修正调整，以促使人们更好地驾驭自己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还该对未来历史发展的方向进行探测、揭示，阐明未来历史发展的动向和规律，以燃起和坚定人们的信心，积极创造条件迈向未来。

……

物质是在时空中运动的，历史是在无限螺旋上升中发展的。人们的思维也是这样一种不断的运动过程。割断历史去反思过去，孤立片面地看待现在，虚无飘渺地展望未来，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谁硬要这么办，那就不仅得不到科学的结论，而且会自寻烦恼，增加自己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我们的事业是旷古未有的事业，又是走向未来的事业。为了加快它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反思历史，满腔热情地看待现在，研究工作现在，探索未来，展望未来。

1989年1月2日《解放日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敢公开“伸手要官”了，慷慨陈词，一展宏图，出来竞选的有之；撕破脸皮，探空心思，走后门邪道的也有之。对于以上种种“伸手要官”，不可一概而论。于是写了一篇《“要官”与“给官”》——

所谓“官”，按职业划分就是领导干部，三百六十行中之一行也。马克思说的“公仆”一词，应理解为人民的服务员，其功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人，“官”之一行，人们自然也可以伸手“要”。现在，干部搞聘用，管理制度实行民主化、公开化，干部岗位的设置、素质要求、人员数量都公布于众，人们当然可以通过竞争、挑选，找到适应自己发挥聪明才智和积极性的岗位。“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已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重要原则写进党的十三大报告，不少地方也公开登报、张榜招聘各级领导干部。此时此刻，对那些响应党的号召，勇于自荐者，难道不该受到积极肯定的表扬和奖励，反而要受到消极否定的指责和惩罚么?

……

“官”即领导干部，在一个单位、部门、地区，在一个工作系统中，它处于领导地位，行使对系统的组织、管理、决策、指挥的功能。而这并非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它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尽量多的理论知识，较为熟悉的专业技术和健康的心理和体魄。这些都是需要而且应该有一定的量化标淮可以考核、比较的。不论是招聘或任命，“给官”的权力都在人民，一切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包括上级首长和组织人事干部)，都必须秉公执法，充分遵照和履行人民的意愿;人民群众则应该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给官”的过程和为官者进行有效监督。一切为私利的“要官”和“给官”都要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否定。

“要官”与“给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旦“给官”有了透明度——张榜招聘，“要官”实行公开化，“要官”和“给官”程序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那么，还有人敢以不正当手段伸手要官么?光明正大的要官者还会受到谴责么?

1988年11月2日《解放日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这一切都在极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但是，为了把改革引向深入，还须加快和加强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当然，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力须把握一个度。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在一定的时空里接受量是有限度的，过分强烈的刺激和压力，超过人们接受的阈限，人们也难以接受，“预速则不达”是要吃苦头的。但是，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稳定，一遇到矛盾和困难，一遇到群众情绪波动，就采取行政命令和平均主义的方法去“安抚”、去“平息”，违背客观规律，这样，改革是不能深入，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也是不能提高的。为此，理论版“新论”头条刊发我撰写的《在改革的深化中提高心理承受力》，文章中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其一，树立正确的道德评价意识。

长期以来，在一种陈旧和片面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似乎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层次，一个原则，即“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才能受到社会的肯定的赞赏，其他的则一定是无利于人民的甚至是有害于人民的，是要受到社会否定和砭责的。这种脱离实际的狭隘观念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着人们多层次的道德认识和多样化的行为方式（实际上，这种脱离经济生活的“道德一律”也是无法做到的），不利于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党提出“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这一原则告诉我们，一切有利于或无害于社会和他人的行为和高额报酬都是道德的，都是社会赞赏、肯定和允许的。“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已、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我们应该加强这种正确道德准则的宣传，使它能积极地影响和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其二，调适人们的评价感觉。

不公平感的产生是因对自己评价不当（一般是过高）而引起的。报酬是对人们实绩的反映，它仅以实践的质和量为依据，其他的一切，包括潜能、关系、背景都无效。为了获得高报酬，除了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素质外，还必须讲究产出效益。还有一点，人们在收入差距面前产生较大心理波动，很重要一点就是这种比较是建立在感觉评价上的。一个人，只有当他在理性认识上明白了道理，才能不断地克服和调适因倾斜的心理感觉而产生的心理不适，提高心理承受力。

其三，实行参与管理，加强分配的科学性。

人们之所以对一些本属正常的分配差距产生不公平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单位把管理与生产相隔离，把投入、产出、报酬之间的关系割断，把分配搞得很神密，使劳动者无法了解和掌握自己和同事在参加劳动后的分配情况。据此，小至部门、单位，大至地区、国家，对于人们参与劳动和获得报酬的各方面情况皆应进行科学的真实的全面的公布，使广大劳动者更清晰地了解他们想了解的“内幕”，大道畅通，小道也就会消失，由此而产生的非理性情感也会得到有效地纠正。

其四，正确实施奖惩，加强赏罚的对应性。

奖惩是劳动分配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在经济管理中具有激励、鞭策作用。在目前我国劳动者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险条件下，劳动者因管理不当而支付巨额赔偿看来是不大现实的。根据奖惩对应性原则，一般应推广集体承包和全员承包方式，而且根据可接受的罚款额制定相应的奖励额。这样做既符合我国经济实际，也有利于调适和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力。

其五，加强理论宣传的预见性和指导性。

在宣传时一定要讲求真实、科学、全面。切忌为了某种眼前利益的需要或根据某领导人意见而采取夸大、片面、一边倒的倾向。舆论宣传要有利于稳定，人心不稳一切改革都将无法进行。但是，稳定不是静止，更不是倒退，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是改革中的稳定。改革中一遇到人们有议论就赶快停住脚是不对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加强宣传、咬紧牙关，心理上的“高原现象”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是改革的政策、措施有误则必须纠正）。

1994年2月3日《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的“杂文”是他们的一个品牌，我也学着写。

大千世界，纷纭繁复，既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也有许多简单的问题。一般来说，复杂问题，由于其种类多，头绪杂，涉及面广，牵扯因素多，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较为吃力、费时；反之，简单问题，结构单纯，头绪少，涉及面窄，牵扯因素少，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容易、迅速一些。尽量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不复杂是可行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涉及人们利益或关系某项工作决策时，却总有那么一些人恰恰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给忘记了（不一定都是无意的），屡屡出现把该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怪现象。为探究此怪现象，我撰写了《关于“简单的事情办不好，复杂的事情办得漂亮”之研究》——

美国休斯公司副董事长鲍夫曼对中国发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气象预报、发射时间、卫星入轨的精确度大为不解：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有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办不好，但这么复杂的空间技术居然干得如此漂亮！

谁来帮鲍夫曼解开这个神秘奇怪之谜？

有人说简单的事情很容易就办好了，办事者的能耐何以体现?有人讲，办事情就讲认真，事情办得太快，难免有草率之嫌；也有人说三处九科一十八股，如此众多机构，人人过问，不是更能体现民主的作风、集体的智慧么?也有人讲，并非所有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办得漂亮，这要看谁交办，谁去办，为谁办;当然也有人讲，这是鲍夫曼故意挑中国人的毛病，希望我们把复杂的事情办槽，把简单的事情办砸，别理那一套，走自己的路……

呜呼！但愿这些都不是正确答案！

1991年9月15日，1991年11期《新华文摘》转载

《文汇报》由进步知识分子在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它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新闻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期间报纸宣传一些思想改革的总的方针，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提供权威资讯和深度新闻读解，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日报。

急于求成是新中国成立40年来的一个常见病。为了有效地防止急于求成偏向，应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建立科学的反馈监督系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我在《克服急于求成的重要一环》一文中写到——

……

现代管理科学的“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要使一个木桶能装更多的水，当务之急不是使长木板如何更长，而是想办法改变短木板的现状。实行负反馈，揭短、补短，就是改变短本板的一种好方法。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既需要“扬长”这种正反馈，也需要“揭短”这种负反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为什么屡屡重犯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呢？是没有信息反馈和负反馈这种机制么，显然不是。问题在于这种反监督机制不全、无力、缺乏科学性和法制保障。加之党的主要负责人指导思想的错误，即使有人在“大跃进”“洋冒进”时提出了许多正确中肯的意见，也被以种种借口为由而打下去了。有的人甚至为此含冤终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为了保证负反馈渠道的畅通，仅靠提高领导者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是不够的，必须从法律的角度制定、完善各种反馈监督法规，有切实的制度和措施保障反馈后的监督执行。

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反监督机制，使敢于直言，勇于纠正领导错误者受到社会的理解、肯定和赞赏，对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者，要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受到社会的遭责。只有当各种反监督机构，渠道完备、畅通，广大干部群众才象关心自己利益那样关心集体和国家大业，才能有效地防止再度出现大的急于求成偏向，一发现苗头也能迅速纠正。

1990年3月10日《文汇报》理论版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40年，新中国也成立70多年了，急于求成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除了健全完善反馈特别是负反馈监督外，我以为，必须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行“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的行政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科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之中，也表现在公民的法律生活中，如对涉及科学技术知识的诉讼案提出“建立科学家陪审团制度”便是一例。有了科学家陪审团，对于案件中涉及知识的真假优劣就有科学权威的甄别，这对于法官判案是大有好处的。人民陪审团，它体现公民的民主意识；科学家陪审团，它强调更多的是科学意识。两相结合，就可以促使我国的法制建设更完备，也可更好地为公民服务。有了科学家陪审，可以在法庭上辨真假，析善恶，但同时也可能出现拉大旗作虎皮，沆瀣一气，为虎作伥的恶剧。为此，我写了《有了“科学家陪审团”之后》——

不用说诺贝尔奖也有失误的时候，就说最近几年引起舆论大哗的“邱氏鼠药案”，如果没有专家学者的帮忙，一个农民是不可能将5 名科学家送上被告席的；同样，王洪成的“水变油”也是有了大学校长、教授的鉴定证明而畅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他们的“成功”，除了传媒和领导人赞同外，可以说，哪一项都少不了科学家、专家的支持! 正是凭着科学家、专家的权威，老百姓才能相信，伪科学才能畅行，这难道不是科学和科学家的悲剧么?

一般情况下，请科学家当陪审员，有利于案件技术性环节的论证和释疑，对法庭审判是有好处的；对于新的技术问题特别是还在探索之中的问题，仅靠请专家特别是某一门类的专家，未必是有用的。非但无用，还可能限制和阻碍案件的审理；对于涉及原、被告之间的道德伦理问题，请了那些心地本身就不正的学者和伪君子( 这样的人外国有，中国也有，历史上有，现在也有) ，更会增加案件审理的难度。科学变得暗淡无光，正义受到亵渎损伤，这样的事在法庭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让我们都来思考一下，如何才能把“建立科学家陪审团”这件事做好做妥当。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的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一项新任务。要注意监督程序设置的科学性、公开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还必须建立和完善舆论监督自身的程序，即法律程序、道德程序、时间程序、空间程序、角色程序和审批程序。遵循这些程序对于我们搞好舆论监督，提高监督效果是大有好处的。

1998年10月8日《文汇报》

2003年7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以《决策参考》刊发我撰写的《程序化：有效管理的首要前提》，文前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批示：此稿写得好，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切中时弊，很有意义。本期《决策参考》报省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副省长，发各市州县区党委、人民政府，省直各单位。同年在文汇·每周讲演版刊发《从程序设置看过程和结果——赵振宇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讲演（节选）》——

今天和同学们讲的是有关程序设置的一些论题，我用了一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标题，着重要说明的是程序设置在一些决策和组织过程中的重要性。来之前就听到大家要我多举例子，我想这个应该没有回题。由于这个课题的研究还要深入，今天的讲座就权当“抛砖引玉”了。程序设置其实不仅是学界提出的新课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的建设，也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一项新任务。

在大千世界里，不论是自然的运动，社会的运动，还是人类的思维运动，无处不存在着程序。可以这么说，人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在寻求一种程序，一种适应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的程序；一切成功者的表现都在于不断地克服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干扰或破坏，调适各种程序，使之系统运动趋于一种整体上的和谐完美。最近有件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说了，香港著名艺人张国荣跳楼自杀，一段时间记者忙得不亦乐乎。张国荣为什么要自杀，听说有一个原因是拍电影中了邪，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但张国荣死的那个时候他的精神肯定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神经系统的排列程序出了毛病。人的内部程序出错轻则减不了肥，重则威胁生命，看看程序设置是多么的重要。

2003年10月19日《文汇报》“每周演讲”

文章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从程序的重要性，程序设置的科学化，程序设置的公开化，程序设置的合法化等几个方面结合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论述。文章发表后，受到领导和读者的好评。2005年我主持了《政治文明中的程序化建设》的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课题，2008年出版了该项课题成果《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人先后在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大学、媒体和企事业单位作有关程序论的学术报告，受到欢迎。如2012年5月22日应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报告，“引起与会校领导和干部的极大兴趣”。2014年8月22日在武汉全市参事工作会议上报告，2015年3月26日在武汉市委宣传部报告。2015年5月30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批示以《参阅件》形式将《程序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一文，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及各专委会、研究会。2016年6月24日在湖北省人大干部讲坛报告。

“文汇时评”是文汇报推出的一个有影响的评论专栏，曾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该专栏每天一篇，每周五篇，作者大都是研究员、教授和学者型的文化管理者。他们以专家的身份，运用本专业熟知的知识，阐释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由于他们的加盟，读者不仅可以感受评论的力量，更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评论学者化也是一种新鲜理论、深奥理论的普及化，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大有好处的。

我在“文汇时评”发表了《新闻报道要做到“三贴近”》——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对搞好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受到众多新闻媒体的重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课题，而是一个老生常谈但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老问题。这次中央开始重视了，有望得到较好解决。

如何搞好会议报道，特别是对领导人的报道；如何搞好突发事件的报道，特别是对国内重大事故、灾难、疫情的报道；如何搞好舆论监督，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行政过程的监督，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受众关心，媒体关注的大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新闻界的老问题。最近，中央政治局对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人出国一事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作出决定，受到广大民众和媒体的好评和欢迎。自然，要将中央的决定落实到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习惯势力、外部环境和各种利益机制特别是干部任用机制制约的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按规律办事，就像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一样，新闻报道工作也必须新闻规律办事。

2003年4月21日《文汇报》

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也就是马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代表勇往直前、力量和独立。我在《倡导时间文明可以“马上有”》写道——

关键是要“马上努力”。“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有一切”等祝福语万马奔腾，“马上体”成为这个春节最流行的文体。“马上体”虽然表达的是祝福，背后却蕴含着关于幸福与梦想的诸多思考。“马上祝福”可以有，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马上心态”却不可长。从来就没有立等可取的成功，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奋斗。大到国家的改革蓝图，小到个人的生活梦想，都有一个实现过程，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都离不开对时间的把握。马克思曾经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精神文明建设除了我们长抓不懈的教育、科学、文化和理想、信念、道德、纪律等内容外，时间文明也应包涵其内。

时间文明讲的是在一定时间里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要求。当下，在复兴大中华，实现中国梦之时，有必要在全体公民中开展“认识时间、珍惜时间、恪守时间”的时间文明普及教育，让“识时、惜时、守时”的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华民族新世纪风采！

“两个100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大时间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切在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都该牢牢记住这一时间，并严格按照这一时间表的要求规划和实施自己的工作。

时间文明可从校准时钟开始：其一，检查城市历史上已有的各种时钟，该修的修，该拆的拆，使其装修如旧，恢复其历史原貌;其二，在城市的重要场所和人群聚集的地方，如机关、学校、医院、商场、公国、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增设各具风格、与所在地特色相符的时钟或电子计时器，让穿行于这座城市的人们处处都感知时间的力量;其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所有悬桂的时钟，一定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看管和维修，务求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2014年2月10日《文汇报》

《新民晚报》是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晚报，前身为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办于1929年。现以“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为编辑方针，着眼于“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内容上，力求可亲性、可近性、可信性、可读性，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此前我为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们讲授“社会进程中的公民表达”专题课。当我讲完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独立品格后，开始了“宽容胸怀”的讲述：宽容，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修养中为人处世、言行表达的一种品格，更是世界范围内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人群与人群、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的国际关系准则。早在1945年诞生的《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就曾说过：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宽容——全球安全不可或缺的要求”为题撰文，指出宽容是一种道德情操、政治义务，是维护人权和民主的责任所在。就在那年形成了每年的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提案。《新民晚报》“自由谭”在2013年11月15日（国际宽容日前一天）刊发了我写的《有宽容才有进步》——

宽容意味着各种相异的事物之间的多样化的共存。宽容承载着平等与公正的理念。它即存在于道德层面，也存在于哲学和政治层面。从微观上看，宽容是一个人行走于世的态度，一种度量，一种胸怀，它告诉我们以平等、互敬之心看待世间的人与事；从宏观上看，宽容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历史告诉我们宽容是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世界前行之翼。宽容要求容人；宽容不否认竞争；宽容不等于绝对地容忍。很多人的不宽容源于恐惧或绝对的自信或固执己见，心胸狭隘，不能明了善待异见的好处，更难以虚心学习他者的长处。

宽容意味着创新和进步。宽容伴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进程。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唯有宽容才有进步，唯有秉持谦逊的态度，逐渐了解错综复杂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我们的认识才能无限趋近于完备。

宽容是促进人们的实践和研究向着纵深发展。通过不同学派或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自由争论，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使人们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宽容才能促使竞争和争论得以顺利进行。而这一切都是我们推行“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促使新理论、新技术、新观点、新方法等源源不断的首要前提。

宽容意味着沟通与交流。思想的交流必需依托各种表达方式来完成，而言语是最便利的工具。多元的诉求、多样的表达使得我们生活的世界缤纷多彩。当社会群体表现出宽容的心态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才能实现知识的融合、人类的发展。

今天，更需要用宽容来调节各种矛盾和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持续稳定地发展。

现代化大城市的发展，少不了出行要堵车。于是乎，“堵车”便成了一个绝好理由，恰如“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一样，谁都无法免遇。但是，细想一下，“堵车”在大都市却不是迟到的理由——明知要堵车为何不早行或前一天到单位或钟点房住宿？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其中有许多问题是需要重新认识和考虑的。前几天我的一位新调入大学的朋友说了他的经历，那天为了赶在8点钟上课前到教室（学校要求提前15分），他自驾车刚过7时就到了教学楼。但是，大楼紧锁，教室也进不去，只得在驾驶室里静候了大半个钟头。他碰上了个好天气，如果是起风下雨、天寒地冻呢，那可苦了仁兄，如果没有自驾车呢，那就更遭罪了。而且，这样的事情是许许多多的人都会碰到的。由此，我写了一篇《我们该为早到人做点什么》（2015年1月9日）——

为了不让“堵车”成为迟到的理由，对于那些早到人，我们的学校、企业、机关、医院、窗口单位等，是否需要重新研究制定一下自己的作息时间和为早到人提供一些适宜最好是舒适的等候环境呢，我以为是需要的。这是大都市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当下创建文明城市中的题中应有之意。

新问题当然要用新办法来解决。每个单位、地方都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个制度既对别人（特别是服务行业）也对自己，大家都要共同遵守。但是，对于一座特大城市来说，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城市交通的涌堵绝非易事，那么，要为早到人提供适宜等候环境就成了当务之急。

发展城市建设给我们带来诸多实惠的同时也带来些许不便，创建文明城市的内容增多便是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时代的需要。我们应该从每处细节入手，关心我们身边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抓早、搞好”，让人们更快更多地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幸福成果。

2015年1月9日《新民晚报》

《社会科学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报纸，创刊于1985年10月15日。该报以“科学性、思想性、问题性、前沿性、全局性”为指导思想，直面中国及世界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观点、新趋势，是一个学术对话、思想交流、理论争鸣的重要平台，我为该报写过几篇短文。

学术研究需要争鸣，需要流派纷呈，就像人需要空气和水一样，至少在理论上恐怕不会有怀疑。不过，做起来依然十分艰难，个中原委也十分复杂，笔者以为赏罚机制不明是个被许多人忽略的重要因素，为此写了《学术争鸣与赏罚机制》（1992年7月9日）。

文中指出——

扭曲的赏罚机制主要表现在其一，扭曲的评价机制。目前在不少地方见之于报端、受到嘉奖的，都只是提出被采纳理论和方案的一派人或少数人，对于其他参战的学派和学术观点却很少介绍，即使偶尔介绍，也是作了技术处理，作为陪衬，当作显示领导人开明的一种摆设。其二，扭曲的任用机制。目前在不少地方领导者和组织部门则往往把对人才的奖励误认为都要提拔到各级行政领导岗位(实上是“官本位”在人才培养中的新表现)，而且重视的只是那些提出被采纳理论和方案者，即使是评学术职称，“破格者”也往往是在他们之中产生。其三，扭曲的利益机制。那些提出意见为领导采纳者，他们的劳动与自己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了，而且同步增长。而未被采纳者，其投入研究中的劳动量和他们所得到的报报酬不成比例或成反比例。

文章最后强调：正确的赏罚机制是保证社会大系统正常运转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同样适用。当前们应建立和完善一种正确对待学派和学术争鸣的赏罚机制，保证参与争鸣的各种流派和观点都得到公正评价，得到公平待遇。

该文关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先后被《文摘周报》（7月22日）、《文摘报》（7月26日）和《新华文摘》（第10期）转载。

对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人们并不生疏，但真正实行起来做得好的却并不多。为什么呢？我在《为学术争鸣设置必要程序》（2001年11月15日）一文中指出：

其一，在会议的程序上没有这样的可能。说是学术讨论，往往是发言者上台照本宣科将文稿念完一遍了事。虽然也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的话语，但没有安排“批评指正”的程序，叫大家如何发表不同意见？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常有人把理论学术研讨和行政任务落实混为一谈，把学术思想道德品格混为一谈。在这样的会议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一花独放，没有百家争鸣；只有批评者，没有反批评者：只有一致认为，没有不同意见。这种会议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动员会、部署会、落实会。我以为，开会如果没有多种意见，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的交流与碰撞，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就不算一个成功的理论学术研讨会。

要改变此现状，首先要改革会议程序，限制发言者的时间，设立评论者的位置。第二，自然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转变人们的开会观念。研讨理论学术问问题与解决思想品德修养问题不同。在学术问题上要求人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致认为，全体通过”只会堵塞言路，压抑人们探求真理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发现和发展。学术研究有一条规律，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争越清。真理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知名度高，谁先发制人，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反批评者的出现而使其扩大和蔓延。批评者不一定都掌握了真理，反批评者也未必都是坚持错误。只有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对批评的反批评，才可能产生“碰撞”，产生“共振”——碰撞出新的思想或思想的火花，共振出新的信息或信息流，这对于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对于认识错误，修正错误、繁荣科学是大有好处的。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好的舆论环境使民众的言语与心愿得到畅通的表达与实现，舆论环境欠缺使民意表达不畅，同时影响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正常运作。在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建立和完善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写了《舆论环境建设三种声音不可少》——

一、要保障弱势群体的说话权利。弱势群体有意见不知道到哪里说。对于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这种势弱状况，我们应更积极地予以正视公共领域中不同社群媒介使用能力的结构性落差，通过政策的参与和制定，予以差异性的保障。我们不仅要保护他们的说话权利，特别要设置一些特定的场所、环境和时间，让他们能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真正做到说心里话。

二、关注群体中少数人的意见。作为群体中的少数人，他们可能由于某种特殊的经历，有某种特殊的思想和意见，而这些思想和意见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检验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常说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一边么?此刻，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三、要有保障不同意见发表的具体举措。需要为人们特别是不同意见者提供说真话的地方。只要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真正从法的角度认识了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又有了保障不同意见发表的具体举措，就一定会形成议论纷纷、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自然，不同意见者的意见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一旦发现不同意见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就要收回，就要改正，其他人也需要有允许他人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宽容精种。

2005年3月3日《社会科学报》，2005年10期《新华文摘》转载。

上海的报纸办得多，也办得好。在长期阅读学习的过程中，在不断写作投稿和思考中，我学习了不少新的理念和方法，他们是我在报社工作和调入大学后的良师益友。邓伟志、刘达临、李君如、陈燮君等学者为《长江日报》撰稿，让我们受益无穷；周瑞金、潘益大、黄京尧、凌河、高慎盈、周锦瑞、周智强、李扬等媒体朋友为我们传经送宝，对我们帮助甚大，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