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

每每阅读媒体个人署名文章，尤其是表达个人见解、阐发个人观点的评论等文体中，动辄出现“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乐见”“我们决心”“让我们”之类字眼，我便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

基于背景经历和三观认知等“构成要件”不同，不同个体观察同一事物或面对同一命题，必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换言之，各执一词是常态，众口一词非常态。无论西哲名言“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抑或鲁迅先生评不同人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阐明的都是同样道理：作为个体的“我”通常只能代表我自己，而不能代表作为群体的“我们”。在表达个人观点时，理应“是我所是，非我所非”，更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特定语境下，“我”确实可以代表“我们”。比如，组织工作报告出现“我们”，是因为事前经过民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媒体新年献词和社论中出现“我们”，则是代表媒体机构立场，至于倡议书之类应用文体中出现“我们”，则是代表发起者集体主张。也就是说，诸如此类代表，仅限特殊情形且多不以个人署名。

法治文明社会，正是基于人有不同观点和自由表达权，宪法才明确并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监督权，民主程序才通过“一人一票”，保障个人政治参与权和选择权。民法典、合同法等法律才明确“背书”加持，保护公民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公正对等从事民事行为的权利。除了依法接受委托授权或权利让渡，谁也无权代表谁表达观点诉求或意思表示，更遑论“我”可以代表“我们”。“我”无厘头任意代表“我们”，厚道点说，涉嫌思想控制、话语霸权和观点垄断，不客气地说，则涉嫌侵犯个人言论自由权和独立表达权。

单就传播效果而言，表达个人观点文章滥用“我们”向来不受读者待见。动辄越权代表，出现“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我们相信”之类，不仅因八股刻板破坏文本和谐之美，而且还因煽情说教和武断叫条，让受众产生不适、厌恶和抵触。“我”还有可能误伤“我们”，让无辜者“躺着中枪”。比如某学生作文写道：“有些问题老师一直在强调，但我们还是屡次犯错。”此处用“我们”显然失当，因为犯错需要反省的是自己而不能代表他人，将“我”扩大化至“我们”，岂非有“一竹篙打死一船人”之疑？

人们不会忘记，在早年某地发生大地震造成伤亡的悲伤时刻，某作家居然写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的旷世奇葩诗句。或许，此公原本试图用“我”一人代表“我们”十三亿人拍马屁，悲催的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由于诗句煽情情境与震后现状反差巨大，非但未能引发受众共情共鸣，反而由于伤害了震区灾民和广大群众感情，情所当然引发人神共愤，点燃反噬情绪，招致排山倒海般讨伐鞭挞。

时下，互联网上一些无良大V也没闲着，是类物种深谙“我”代表“我们”之道并屡试不爽。他们极擅打着“爱国”旗号做爱国生意，明修“爱国爱民”栈道，暗度“流量变现”陈仓。不是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编造内容煽动对立，便是炮制极端民粹言论，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动辄故伎重演，借机热点事件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编造内容发表不当言论。比如：宣扬“抗日锄奸”，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散布质疑某地救人牺牲校车司乘人员“是日本特务”等诋毁言论；炮制“最好全日本沉岛，早日种族灭绝”等极端民粹主义言论，等等，罕见招致多家互联网平台亮剑喝止，斩断有害信息背后的黑手。

勒庞在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揭示了群体与群体心理特征：当个人是孤立个体时，其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其融入群体后，其所有个性都会被群体淹没，其思想即刻被群体思想取代。当群体存在时，个人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事实亦然，一方面，无良大V作为群体领袖，相当于羊群中的“头羊”，群体行为力量很大程度被其控制并牵引支配；另一方面，乌合之众在狂热情感驱使复加人数赋能下，声张行使所谓“正义”，群体共同意志润物无声取代个人意志，使个体在无意识状态下顺利完成从外物到内化转变，进而形成群体无意识行为。可见，当“我”代表“我们”不被及时揭穿喝止，“我们”习惯被“我”代表成为乌合之众，便是必然趋势和迟早之事。

设若仅属表达习惯使然，“我”代表“我们”既不可怕也不难纠偏；倘若基于思想控制、话语霸权和观点垄断不良动机，图谋藉以“我”代表“我们”，觊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乌合之众，则亟待矫正和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