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韩愈《马说》之论，至今常读常新。韩愈撰文之际，正值仕途不顺之时，从权力中心被放逐到边缘地带，自然是不好受的。但他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从个人经历出发，去思考人才与伯乐的问题，去探究更深层的哲理。

如果以概率来看，每个时代出现的天资聪慧、奋发努力的人才比例，数量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在政治不清明、选拔机制不健全的时代，能施展才华和抱负的人才，终究是极少数。更多的人才被埋没在滚滚红尘之中，还有很多人才长期在不匹配的位置上蹉跎岁月，最终在怀才不遇的慨叹中郁郁而终。韩愈面对的环境，就是如此，因此才感叹——“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乏伯乐，缺乏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更没有人才的上升空间。

千百年来，无数不乏远大志向与傲人才华的人，都在韩愈的感喟之中反复打转，纵然被卷入时代的激流，却也很难迎流而上。这固然是很多人命运的无奈，但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看，这绝不仅是个体的遭遇，而是制度的缺陷。

千里马必须经过伯乐赏识才能获得机会——这实际上就是人治的结果。将人才的命运，寄托在个别伯乐身上，而不是一种公平、健康的制度上，就是隔靴搔痒，不可能真正化解人才发展的困境。只要伯乐是掌握话语权的个体，而非一个有公信力的群体，或者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就难免有很强的主观判断。这其中既包括主观的情感判断，也包括个人利益导向的偏好。如此一来，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难免走向任人唯亲乃至人身依附的歪路，不论是古代的“清流”还是“奸佞”，在根本的权力关系上，其实都是一样。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对关系极度依赖伯乐的个人道德、素质与眼光，很容易派系化，很难有好结局。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说》的政治寓言意味相当浓厚。韩愈的伯乐之思，本质上就是在一个人治的环境里如何实现人才的合理选拔，但他很清楚，不公平的体制不可能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反而会给掌权者滥用权力的机会。在韩愈看来，他和那些饱学之士，可以算是国家的知识精英，而且也自认为在道德上是优异的，这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政治资源。但在真正的权力场上，知识精英却不得不匍匐在当权者身下，或谄媚之，或跟随之，绝不能去对抗。时间久了，知识精英渐渐地就被同化了，如果像韩愈这样坚持初心本色，那就难免要被放逐，无法在自我期望的高平台上大展拳脚。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微妙的权力悖论：如果像韩愈这样的知识精英掌握了权力，比如，能影响皇帝决策的权力，或者号令天下读书人的话语权，其本身就已经是官僚体制下的一员，并非独立个体，而是大唐帝国这个强大机器身上的一个零件，需要通过权力才能彰显出个体价值。这就不能不按照其伯乐的要求去做人行事，在古代的伦理中，这就是谨遵“恩公”之道。但是，“恩公”又不能时刻代表民意，不论是唐朝的王公贵族还是掌权大臣，是来自一代代的权力传承，来自此前的“恩公”的提拔与奖掖。没有一个公正合理的选拔规则与制度，就难免造成知识精英沦为权力的附庸，无法真正继续选拔人才，所谓的“伯乐”也只是某些获得既得利益的“人才”口中的“恩公”罢了。

在权力体系之下的人才，到底能不能拥有发展机会，说到底，就不该是掌权者一个人说了算，而应该拥有自下而上的推选机制的支持。“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千里马的困境，岂是缺乏伯乐赏识的问题吗？即便个别幸运的千里马，能遇上伯乐，又能说明什么呢？个例的成功没有任何代表性，只能证明这只是幸存者偏差。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幸存者偏差，就应该确保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是能够受惠于人才发展、享受人才成长之后带来红利的平民百姓。

韩愈有古代儒家士大夫的仁爱之心，有胸怀天下的凌云壮志，却无法参透皇权体制下人才悲剧的根源问题。但他已经模糊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具备了较好的“问题意识”。这才是《马说》最深层的内涵，也是其超越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