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堉林（天津师范大学）

4月以来网红博主“柴怼怼”因公开质疑胖东来商超的玉石销售业务涉嫌“低成本玉石高价销售牟取暴利”，引发与胖东来商贸集团的法律纠纷。5月3日上午，知名商超品牌“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发文，再次硬刚网红“柴怼怼”，表示如果柴怼怼随意污蔑伤害他人的行为不能受到应有处罚，自己将会主动关闭或者永远离开胖东来。（5月3日 《大河报》）

这场始于玉石定价争议的“隔空交锋”，最终演变为一场企业名誉保卫战与自媒体流量博弈的典型案例。事件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双方各执一词的对峙，更在于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情绪——当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良心企业遭遇质疑时，公众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当自媒体以“监督”之名介入商业竞争时，又该如何平衡言论自由与商业诋毁的界限？

从事件脉络来看，柴怼怼的核心指控为：胖东来玉石业务的利润率与定价合理性。其以“成本几百卖几万”“智商税”等极具煽动性的表述，将胖东来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然而，这种指控是否站得住脚，关键取决于其是否基于客观事实与专业论证。

随后胖东来公布了和田玉的销售情况，和田玉2025年1-3月销售2190万元，毛利率20%，占珠宝部销售额3.6%，占胖东来商贸集团销售额0.34%。珠宝部商品定价标准综合毛利率区间为15%-16%。若数据属实，这一利润率在珠宝行业并不算异常，甚至低于部分同类企业。而柴怼怼的质疑却始终停留在“对比自家产品”和主观判断层面，缺乏权威第三方检测报告或成本核算的公开证据支持。这种“张口就来”的指控方式，难免让人质疑其动机究竟是揭露真相，还是借“打假”之名博取流量、打击竞争对手？

值得警惕的是，这场纠纷中某些言论已明显越界。柴怼怼在直播中称“怀疑胖东来偷税漏税”。这类言论若缺乏事实依据，已不仅是商业层面的质疑，而是对一家企业的系统性污名化。若柴怼怼无法举证其言论的真实性，其行为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甚至触及刑法中的“损害商业信誉罪”。而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以“关闭企业”为代价的激烈表态，既是对网络暴力的愤然反击，也暴露出企业家在面对不实指控时的无奈与焦虑——互联网时代，当一家企业的声誉被轻易裹挟进流量狂欢时，自证清白的成本何其高昂？

与此同时，平台的角色亦不容忽视。抖音在该事件中及时下架29条涉嫌侵权视频并对账号实施限流，体现了对网络侵权行为的快速响应。但这一处置也引发争议：平台是否过度干预了言论自由？平台有责任在收到完整侵权投诉后，对涉嫌不实信息进行审查。柴怼怼账号的暂时封禁，并非对“批评权”的压制，而是对“无事实依据攻击”的必要规制。从更深层次看，这一事件暴露出当前网络生态中“流量逻辑”的扭曲——部分自媒体为吸引眼球，将“质疑”异化为“攻击”，将“监督”简化为“对立”。第三方数据平台查询发现，近90天内柴怼怼直播带货销售额为50万-75万之间，场均销售额在5万-7.5万元。当“维权”与“生意”的边界变得模糊时，公众更需要冷静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消费者权益倡导，哪些是精心设计的流量生意？

另一方面，胖东来的应对策略同样值得深思。从公布财务数据、开放第三方检测到董事长亲自下场回应，企业试图以“绝对透明”化解信任危机。这种“坦荡”背后，是胖东来多年积累的“好人”人设——它曾被公众视为商业清流，其“超出预期”的服务与员工福利制度，一度成为行业标杆。但是，当一家企业被架上“道德神坛”，任何瑕疵都可能被无限放大。于东来“若正义不彰便离开”的悲情宣言，既是维护企业清白的决绝，也暗含对公众期待的微妙回应：社会是否对“好人”过于苛刻？当一家企业因坚持透明而主动暴露弱点时，公众能否给予容错空间？

这场风波最终将走向何处，仍需法律给出答案。但它的社会启示已然清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既需警惕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利，也应防范自媒体以“正义”之名行诋毁之实。健康的商业环境，既离不开企业的自律与他律，也需要舆论场建立更理性的讨论规则——质疑应有理有据，监督须持中守正。若任由“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指控泛滥，让企业在自证清白的泥潭中疲于奔命，最终伤害的不仅是某个品牌，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根基。莫让好人难做，或许才是这场纷争中最应被听见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