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海南文昌3名初中女生为能被推荐上高中，称遭到老师符福山奸污；40年后3人共同出面承认诬告。据了解，符福山在文革期间因卷入派系斗争被人搜罗罪名，其中即包括3名女生揭发的“奸污”罪。40年来，符福山辗转各部门申诉平反，如今他已经81岁。对此，文昌市政法委表示：当年调查程序不规范，结论有失实之处。但现3名“受害女生”的新证词，不足以推翻原案。（12月8日《羊城晚报》）
　　
　　一个连当年的所有“受害人”都站出来承认诬告的案件，一个产生于特殊年代有着离奇但可以理解的原因的案件，面对触手可及的真相，难道就没有一个部门愿意出面给予纠正吗？难道一位老人的荣誉，以及几位当年“受害人”的名声，就唤不起某些“相关部门”的行动吗？
　　
　　或许有人会说，当年的“受害人”如今站出来承认当年诬告，用今天所言否定当年所说，其可信度与用当年所言否定今天所说一样，都是信者信之、不信者不信之的问题。诚然，这种怀疑自然有其道理。但是，正因存在前后差别如此悬殊的矛盾，又事关多位当事人的荣誉、名声，就更需要有关部门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大多数此类“冤案”的当事人，最终所求的，不是多少钱的赔偿，而是自己的荣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活着就已经证明物质的赔偿不是问题，而来自他人的眼光与排斥，才是自己所不可忍受的。而这样的排斥也给他们自己和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甚至是命运的极大的改变。
　　
　　往大了说，一个视荣誉高于一切的民族，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才能以受人尊敬的姿态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一个视他人与自己的荣誉为无物的民族，则是毫无希望的民族。往小了说，单位里评先进尚且要或明或暗地争破头，别人一句侮辱的话都恨不得跟对方拼命，看到别人顶着一个“强奸犯”的帽子生活了大半辈子，并将半生精力用于为平反奔走，有关部门的官员就没有一点同情心么？
　　
　　同情心有两种，一种是虽对别人表示同情，但扭过头去照样该怎么欢乐就怎么欢乐，这是一种没心没肺的同情心；别一种同情则是，在同情对方遭遇的同时，也想伸手向对方提供一些帮助，助其摆脱困境，这是一种积极作为的同情心。不幸的是，符福山先生遇到了对其深表同情的“相关部门”，却没有遇到愿意积极作为给其一个明明白白的结论的“相关部门官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符福山长达40年的对于恢复荣誉的抗争，其所争的不仅是自己的荣誉，更是“相关部门”的荣誉。因为，实是求是地为别人平反恢复荣誉，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尊重，不仅是对别人的拯救，更是对自己的拯救。希望“相关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别仅停留在消极的同情阶段，而应像符福山一样奔走在积极的行动之路上。
　　
　　文/张楠之

(辣味时评，一扫就行！欢迎各位亲爱的作者关注红辣椒评论官方微信！同时官方微信平台将不断推荐展示优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