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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没有犯罪，然而在警方逼供的情况下才被迫交代“杀人”的事实，当地警方认定王什彩有罪的证据有三，即公安部专家的测谎结果、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找到的尖刀以及其“供述”。然而，仅凭这些证据还远不足以证明杀人成立，其一，测谎结果只能作为警方破案方向，而不能作为证据；其二，犯罪嫌疑人已经交代了尖刀来历，况且警方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把尖刀与死者有关；其三，所谓“供述”多为间接证据，是将王什彩工友及邻居的话作为“证言”。在这种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亳州市中院判出死缓、无期徒刑等结果均被安徽省高院发回重审，羁押四年后无罪释放，不仅没有国家赔偿，就连一声“对不起”的要求对他来说都是奢侈的。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在自己文章中提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更是彰显了我国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和精神。诚然，错案的出现确实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然而，司法机关的办案往往需经过一系列过程，这些具体过程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却依旧不能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所以，办案人员的能力素质水平作风问题亦不可忽视。在王什彩一案中，当地法院不仅证据不足给犯罪嫌疑人定罪，更甚的是警方居然采取逼供这种违法的手段让其“供述”杀人事实，可见，对有关审讯人员进行刑事问责也并无不妥。
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很显然，王什彩无罪被羁押四年，不管是当地司法部门的道歉，还是经济赔偿都必须落实到位，给被害人一个交代。另一方面，《国家赔偿法》虽是一部救济法，其重点是如何将赔偿落实到位，而追求相关人员的失职行为亦不可忽视，如今事情已经过去数月，道歉、赔偿均为落实到位，相关失职人员也没有被问责，这不仅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法律精神的亵渎。
错误已经铸就，当地司法部门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将赔偿与道歉落实到位，进一步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文/张松超
来源：红网
作者：张松超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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