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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展动车驶入新站，步行街、商贸街以及城市综合体等新鲜名词层出不穷，往往都被贴上“重点项目”标签，并纳入地方政府重大议事日程。虽说该步行街的投资建设应属市场化，但政府规划事先“画圈”已道明，市场化也得听政府的话。由此，无论理由多么强大、名字多么高雅，在政府财政压力背后，都难以摆脱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城市经营论”。
纵然，步行街之类商业贸易区，可以繁荣市场、刺激内需，但由于垫着地价的高台，市场主体的参与成本必定水涨船高。当商业成本节节攀升，商家也只能寄望于在消费者身上尽可能多的薅些“羊毛”。不过，消费者不至于糊涂到为越来越低的商品性价比埋单。如此一来，非但政府商业策划的美梦难圆，百姓的消费冲动反而受到抑制，这种“豪华规划”最终沦为骗人的“鬼话”，发展便钻进了欲进反退的“死结”。
“豪华规划”从一开始就同市场规律貌合神离。市场具有自发性，有需求才有市场。仅仅围绕地产业拉动投资、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并释放和扩大内需，纯属一厢情愿。表面上看，在大笔投资注入市场时，卖地的政府和卖房的开发商各取所需、同时获利。但实际上，如果消费者不买单，就会有价无市。而许多地方政府投入和地产商的资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随着信贷投放力度的趋紧，地产商流动资金早已捉襟见肘。譬如温州等地，消费市场在调控政策中集体观望时，就是资金链条逐渐断裂的开始，直到楼市泡沫破裂。当银行和政府乃至经济便被楼市绑架，热衷于虚拟经济的地方政府所能尝到的甜头也越来越少，便只能“顶风救市”，甚至不惜代价也要主导推动新一轮的地产开发。整个过程，政府逆袭市场，充当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将不该伸的手伸向了市场乃至纳税人的腰包。
“豪华规划”的背后是一大堆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号称“千年不落后”的城市宏规，却不抵眼下城市内涝的袭扰；号称“神话”的阜阳机场，最终沦为人迹罕至的荒地……凡此种种，政府将不该伸的手伸过界，拿不该花的钱打水漂，除了留下一堆“政绩杰作”甚至“烂尾艺术”，只有无尽的民生痛楚和得不到金融、政策补给的实体经济。莫怨杞人忧天，盖因这种烂尾后果无需官员出面担责。相反，许多官员都能因此获利。譬如王怀忠之流，以政绩工程博得领导满意，谁能确定他不是一度靠着“豪华规划”升官起家的？若非其涉嫌贪腐，或以当时语境论，只要这些看得见的繁华经过铺天盖地的媒体拥趸和包装，就有足够资本和证据证明政绩的存在。即便政府债台高筑，百姓怨声载道，决策者都可以从容升迁。剩下再烂的摊子，总还有继任者和纳税人给兜着。
“豪华规划”的病根在于政绩观的畸形。事实上，以“豪华规划”为代表的政绩工程从未消停。即便科学发展观畅行十余年，新一届中央提倡节俭、反对“四风”的指令利箭上弦，各种政绩工程依旧大行其道、不绝于耳。归根结底，是政府决策尚未纳入民主科学之规，纵容了政绩冲动难以有效抑制。意即，当“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大有人在且毫无风险，则“政绩臆想”不受限制，政绩冲动反倒能压制民主、科学、依法决策之程序，甚至还将政绩工程变成是滋生腐败、权力自肥的“孵化器”。换言之，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无疑为政府参与市场并指手画脚提供了充分理由，这才导致各种“豪华规划”脱颖而出。
对城市功能区规划定位固然是城市化的关键之招，但城市化并不只是政府和建设部门的事儿，而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全民参与的循序渐进的大工程。实践证明，地产拉动下的城镇化只会炮制高房价，却无法刺激消费需求，最终只会让城镇化陷入房地产化的死结。概言之，以城市规划为代表的城市功能配套，固然是增加城市吸附力的关键，但阙如产城结合、市民增收，便跨不过“人的城市化”这道坎，意即没有市民化就没有市场消费潜力，再完美的规划都会化归空中楼阁，成为难以自弃却又与形势不当的鸡肋。
要避免“豪华规划”成为城市化死结，就必须敬畏市场规律、以人为本，平等维护市场主体利益，将民生作为城市化注脚，通过扩大百姓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等手段夯实市场之基。诚然，解开发展的资金瓶颈离不开市场化操作，而土地作为最直接的资金渠道所具的诱惑越来越大，要避免土地财政以及由此激发的政绩冲动，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将决策权锁进制度牢笼，按照民主、科学、依法的原则解决“该谁伸手”的问题。尤其是在城市规划的关节上，务必像李克强总理所言，切掉政府之手，接上市场之手。坚决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政府主导并推动城市化建设，避免政绩冲动之下的“造城”物耗。
文/刘健
来源：红网
作者：刘健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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