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市近日调查发现，荆州区城南开发区出现大面积连片焚烧秸秆现象，严重影响空气质量，遂启动问责机制，荆州区环保分局局长等3名局级干部因禁烧秸秆不力下课。而在湖北省运会开幕日的当晚，荆州市长李建明突然闻到秸秆焚烧的烟味。他当即致电有关负责人，“空气中哪来这么大的烟味？请你们去查查，一定要保障空气质量”（10月18日《楚天都市报》）
　　
　　荆楚大地如今进入了秋收的季节，农作物开始收割，产生了大量秸秆，而为图省事的农民直接焚烧处理秸秆，严重影响到地区空气质量。这种常见的问题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本可以解决，不至于在省运会开幕的时候因为空气质量差而让地区政府蒙羞，更不至于让市长直接闻到而过问，这能说明焚烧秸秆在当地是多么的普遍和猖獗，还能说明主管部门又是多么的不作为与惰政，连“应付敷衍”上级的环保表面功夫都懒得做，还能指望做些什么实打实的工作？
　　
　　从报道细节可以看出，正是“市长闻到烟味要求查查”直接促成了当地城南开发区焚烧秸秆问题的处理以及相关问责机制的启动。要是市长的鼻子不够“灵”，当地禁烧秸秆的治理困境可能还会在拖字诀中徘徊。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去年两会时开始红起来的一个段子，“老百姓保护河流湖泊的最好方式是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比如环保等各类事关民生的尖锐问题，被领导所直接看到、过问，这事情办得就特别顺，特别快；而没有被领导直接注意到，常常的情况是不管民怨多么沸腾，影响多么恶劣，也很难通过“社情民意反映——督促主管部门办理”的正常制度化途径来解决，归根结底，还是靠领导个人意志左右。
　　
　　这也形成制度孱弱、人治色彩强烈的环境下的特色“尴尬”。政府本该是各类民生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在健康的机制下，因为考虑到权力具有无限的自利性，由下而上的问题反映解决的通道本该比由上而下的通道更为宽敞、无障碍，因为这样可以既可以保障“权为民所用”，又可以保障公权力不肆意超越职权范围，不越俎代庖。拿此事件来说，倘若制度运转正常，有关责任人禁烧秸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问责机制本应迅速启动，不会等到“市长闻到”，再来个亲自“越级”过问。而现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到了“市长闻到”的时候，问题发酵已经酝酿很久来了，而影响已经扩散了。
　　
　　问题会拖，还一个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阻碍太大，没有强势人物的力推根本进行不下去。2003年，时任总理温家宝为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回了包工头欠她丈夫的工钱的举动就直接掀起了全国各级有关部门为农民工的讨薪热潮，也把农民工欠薪问题整体摆到了台面上来促进问题的妥善解决。较之包工头，农民工显然势单力薄，每一个个体走维权之路也格外艰难。如果没有掌握强大政治资源和政治话语权的领导人代为发声，又该陷入怎样无解的僵局。
　　
　　而对领导个人对某个问题的重视、指示、批示狂热迷信的现实原因也在于此。类似的，在当地申诉困难就急哄哄地越级上访；上下班公交拥挤不堪，希望领导来坐一次公交车；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希望领导来排一次队……一个个局长、市长、省长、书记们成为了全能的强人，有多大委屈，有多大困难，都要你看到、听到、甚至“闻到”，否则事情怎样做得下去，问题怎么有解呢？
　　
　　文/林旻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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