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巡视组在通报巡视情况时指出，广西、江苏、四川、河北存在官场“圈子文化”，一些领导热衷拉关系、任人唯亲、官商勾结，结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11月4日《新京报》）
　　
　　显然，“圈子文化”首先是一种腐败文化，无论是任人唯亲的私人圈子，还是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圈子，或者官官相护的权权交易圈子，本质上都是权力的滥用，是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罔顾国法与党纪，牺牲公共、国家利益，谋取私人利益与部门利益。形形色色的“圈子”为腐败提供了平台，为利益勾兑提供了场所，是权力交易的“拍卖行”。某些时候，“圈子”甚至代替了法定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成为事实上的某一范围内的政策与措施的制定者，阻挠与妨碍正常的政策出台与执行。“圈子文化”是一种严重的腐败，是权力的私人化的体现。
　　
　　为什么官场普遍存在“圈子文化”，除了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需要这一重因素之外，某些地方官场普遍存在的江湖草莽文化也是“圈子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所谓江湖草莽文化，乃是以人身依附为纽带，以忠诚、义气为价值标准，以上下尊卑为组织结构，以个人独断为决策方式，以小团体利益为共同追求。在江湖草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尤其上下级之间的联结不是基于法或者基于事，而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下级是上级的私人，上级对下级之荣辱具有极大的权力，上下尊卑极其森严，下级既无平等权，也无独立的个人尊严，决策基本上依靠“老大”的个人独断。在这种文化中，对成员的评判与对资源的分配主要视成员的忠诚度与义气度，而不视其个人能力与品德高下。小集团的利益在江湖文化中永远是最中心的诉求，是他们一切行动的核心。
　　
　　由此来看，官场“圈子”正是江湖草莽文化在官场中的反映与延伸。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部门成了部门领导的私人领地，部门职位以及部门利益的分配成了领导控制与拉拢下属的工具，领导在部门中具有绝对的权威，领导与下属之间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因素存在，部门领导俨然江湖老大做派，一言九鼎、说一不二、颐指气使。而某些所谓的官商朋友圈，实际上无非是一些商人依附在官员周围，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官员借助商人将手中的权力“变现”，而商人则利用官员的权力谋取利益，官商之间名义上是“朋友”，实际上极不平等，官员对商人的贵贱荣辱有着极大的权力，这样封闭的“圈子”显然也是江湖式的。
　　
　　为何某些官员热衷此道？当然不乏某些官员通过营造这样江湖式的“圈子”以享受权力带来的“控制欲”，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江湖式的圈子更容易无条件地贯彻个人意志，更方便利用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更容易实现其腐败的欲望需求。
　　
　　官场“圈子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权力的腐败，也不仅仅满足了某些官员的腐败需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带有浓重的江湖气息的“圈子文化”极大地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江湖式的官场“圈子文化”下，政治决策无民主，治理方式无法治，上下无平等，资源的分配无原则，政策指向中公共利益被搁置、伤害，而权力无约束与节制。总的说来，这种“圈子文化”与“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驰，更与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背道而驰，需要坚决治理。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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