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不起诉决定书》三天后，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县委原副书记熊祖模向遵义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等部门发出《关于恢复本人名誉和工作的请求》，至今没有下落。他至少5次去找市委组织部长，但都没能如愿见面。有一次见到了市纪委书记，“谈得不好，不欢而散了。”（11月14日新华网）
　　
　　既然检察部门作出了不起诉决定，至少证明熊祖模曾经背负的滥用职权、受贿罪名纯属子虚乌有，他受到的损失也应尽量挽回。为此，请求恢复名誉和工作乃是最起码之举。
　　
　　遗憾的是，连如此简单诉求都得不到重视。就像“不欢而散”的谈话一样，碰壁似乎在所难免。熊某的“故事”曾被当作全市反腐典型案例，如今，“负面典型”却好好地回来了，这对当时办案的部门来说，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要为别人恢复名誉，总得自己先认个错吧。

　　
　　而之所以说诉求显得“简单”，因为熊某还有更多可行的维权选择。不明不白被限制人身自由两年有余，名誉尽失，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心理压力，如今一纸《不起诉决定书》，显然不可能为过去的一切画上句号。当初所谓的证据从而何来？有没有人背后故意栽赃陷害？是否有人已为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等等问题，即使熊某只是普通人，都完全可以挺直胸脯发问，更何况还是官至副书记的公务员。因此，只求恢复名誉和工作，不谈追责、不求赔偿，熊某可谓给足了有关部门“面子”。
　　
　　但“给面子”的本质却是法治的弯腰。一来，有错必纠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体现，但纠错之实，不该仅仅停留在“不起诉”之上。检方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恐怕也不是一个“证据变化”就解释得了的。二来，熊某一波三折之后还一心向公，可谓“真金不怕火炼”，对组织来讲，这样的干部是不是该受到优待？令人费解的是，有关部门不但不主动为其恢复名誉和工作，反而在其上门时还一脸怠慢，不知这是有关部门内部之间的不信任、还是选人用人标准也有了“变化”？
　　
　　熊某被迫“以身试法”的经历，正像一面镜子，映射出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连受害者本人，都不知拿起法律武器反而选择委曲求全，这不能不说是依法治国的现实困境。而相信也只有当熊某挺直胸膛维权的时候，法治社会才会名副其实。
　　
　　文/冬月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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