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付检查搬到小办公室，“风声过后”又搬回超标办公室。湖北十堰市人社局局长孙照军在“清房改革”中玩起了“搬进搬出”游戏。近日，孙照军因违规使用办公用房被免职。（2月26日新华网）
　　
　　官员因搬回超标办公室被免职乃咎由自取，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活该。”我的问题，官员因搬回超标办公室被免职虽作为个案，也许可以一笑置之，但其背后暴露出的官员“风声过后”思维却不可一笑置之。
　　
　　假若将官员搬回超标办公室视为个体行为，“风声过后”思维则恐怕可称官员普遍心理。在我的记忆中，以往包括清理办公室在内、旨在规范官员办公和公务活动待遇的林林总总“规定”“严禁”“清理”“整改”不是没有过，而是其中不少沦为“狼来了”、五分钟热度，正是“一阵风”禁令让官员“风声过后”违规违禁反潮屡试不爽。
　　
　　公允而论，官员之所以产生“风声过后”的“避风”心理，与其一口咬定官员天生都是“王大胆”，毋宁谓之规定落空督查缺位让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仅以约束“三公”消费说事，有人统计过，打1949年起算，国家发过500多个限制公吃文件，悲催的是，500个文件却管不住一张嘴。如果说制度漏洞是公吃屡令不行屡禁不止的客观归因，权力架空制度导致“烂尾政策”则属主观成因。
　　
　　公车乱象并不在公吃之下，早于1988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发布规定：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1994年，中央两办再行联颁规定重申相同要求。尴尬的是，多年来规定形同虚设，地方普遍违规配备专车。广东前省长黄华华就曾说过：“公务车太多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
　　
　　变相公费出国影响之坏为害之烈，更是人神共愤。早在1993年10月，中央两办就通知严禁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2004年春，两办再发通知严格控制干部出国(境)开支，2007年8月，中纪委通报强调，坚决刹住以公务为名公款出国(境)旅游不正之风。然而，地方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是，公出事实上已异化为与官员职级挂钩的变相福利或奖励。对此怪象，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就曾讲过一段笑话：“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回到官员搬回超标办公室上说事。孙原办公室为一套间，外间约21平方米作为小会议室（会客室），里间面积约41平方米作为其办公室。2014年4月，根据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精神和十堰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要求，孙从里间搬到外间小会议室办公，将里间原办公室封存，钥匙交办公室统一保管。同年8月底，未经请示批准，孙擅自从外间搬回里间办公，并将外间小会议室用于接待、接访、开小型会议。12月，湖北省专门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当事者仍未按要求整改。
　　
　　如果说，在8月底群教活动尚未结束之际，官员便迫不急待擅自搬回超标办公室是侥幸的话；在12月当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整改的情况下，仍无动于衷则恐怕不啻于麻木了。如此这般，只能说明两样东西：一是当下官员“风声过后”思维仍然根深蒂固；二是警示各地有必要对“风声过后”行为来个“回头看”。
　　
　　庶几宿命使然，官员搬回超标办公室发案，又是群众举报结果，而非相关部门主动监督结果。也就是说，假如没有群众举报，搬回超标办公室的官员兴许正人不知鬼不觉地“没事偷着乐呢”。进而，我有理由质疑诘问，既然又是官员“风声过后”惯性思维发作的结果，各地违规反潮行为，谁敢保证绝无仅有仅此一例。幸好，当地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机关办公用房清理“回头看”专项行动，对发现的问题将依纪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并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我提醒，他地也应效法。
　　
　　文/陈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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