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面拾，还是拾不干净。”这是在原著小说开头作者兼电影编剧刘震云引用的一句俗话。

　　这句话隐喻着李雪莲案件所牵扯到的28个男人都在围着她打转的画面，为她的荒诞行为“擦屁股”，但事实上不过是男人们为自己利益损害而作的一系列修补。她只是个符号，没有人关心她过得怎么样，也没有关心她快乐还是痛苦。

　　有人说主角不是李雪莲，而是她周围那28个男人。然而不管是谁，其实都是不同场面里的主角和配角，作为浮生百态的一份子，这种角色定位是移动和辩证的。

　　李雪莲的上访路无疑是一场修行，“告状”就是她的照妖镜，让一切妖魔鬼怪全都现了原形，也照清了自己。

　　当初李雪莲为了房子和生二胎，与丈夫商量假离婚，结果丈夫假戏真做，最终孩子流产了，丈夫也另结新欢，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她失去了什么？

　　十几年的上访生涯，蹉跎了她最美的岁月，而他所要寻求的公道本不在公堂，而是在人心。那她又得到了什么？

　　“假离婚”让她已走错了一步，上诉无果后，抱着她心中最后一点爱情幻想试图让丈夫回心转意，结果前夫当众一句“你就是个潘金莲”又令她愤怒不已，从而继续上访之路。

　　她活在别人的眼中，失去了自己，或者说十几年的“告状”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她生存的尊严，这份尊严被前夫嬉笑着剥夺了。

　　同时他也活在自己天真的幻想中，对于这个本身岌岌可危的婚姻不自知，终究让丈夫找到了合理的借口，被利用和诱骗。

　　在丈夫眼中她不是个好妻子，在官员们眼中她是个难缠的“刁民”，在老乡眼中她具备“潘金莲”的诱惑力了。可她到底是谁？她该如何存在？她不自知。

　　荒诞的故事，幽默的对白。用喜剧的幌子揭示悲剧的事实。愈是令人发笑的对白愈是令人心酸的过往。李雪莲告了十年状，荒芜了岁月，尝尽了酸甜苦辣，却仍旧没有找出内心真实的自己。

　　直到前夫莫名其妙的死去，她已再无讨公道的理由，她该向何处去？活着不容易，就连去死也不易，不知她是否醒悟，因为有色相、有“无赖相”，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触碰别人的利益，在她从离婚到寻死的生涯中，她一直是别人眼中的麻烦。

　　透过万花筒的世界五彩斑斓，每个人都被染成了新的颜色，却隐透者灰暗。电影透过圆形的镜头，似望远镜般把时间推远，把人物拉得更近。观众眼里的每个人物被压缩，然而众生万象，反倒更显得人“方”头土脸，明显地看到写在他们额头上的“自私”二字。圆中藏方，方中有圆，在北京这块地的“方”里，每个人又显得格外圆。

　　在圆与方的镜头切换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在方与圆之间转换。这种镜头风格无疑增强了观众的心理反差和对比。故事由荒诞开始由荒诞结束，完美的闭环在圆与方之间探索人性的恶与善。

　　当结局镜头打开，恢复了电影一贯“格式”。这种画幅比重从圆变方再变圆，最后的方拉长了成了矩形，有了宽和长，李雪莲也学会了柔软，收敛起自己和“牛”对谈的习惯，变成了“我不是潘金莲”故事里的旁观者。

　　到此，李雪莲不再是潘金莲，更不是李雪莲，她成了我们身边的芸芸众生。

　　她从执拗中得到解放，失而复得，完成了一场修行，找回了迷失的自己，向自己的倔强做出妥协，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一个更加灿烂的新生活在等待着她，跟自己较劲，何必呢？

　　带着李雪莲重生的结局，再反观这部电影，从尾向头看，看到了什么？一场中国官场生态的白描，一幕盛世中的小民辛酸。李雪莲的故事讲的却不是李雪莲，而是一帮因为李雪莲而忙得团团转的官员；其实也不是官员，而是官员们朝上谄媚朝下威吓的嘴脸；其实也不是这些嘴脸，而是整个社会培养起来的朝廷文化如何将活生生的人异化变成工具的过程；其实也不是这些过程，而是每一个在这种文化中生存的人不得不承受的无奈。

　　而圆与方、得与失不过是无奈背后的一张张心理画像。

　　文/陆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