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科幻小说能走出读者的小圈子，成为舆论关注的公共话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却轻松做到了这点，有关它的话题争论经常搅动舆论场。日前，多家媒体援引了雨果奖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在其2017年最佳小说提名名单中，刘慈欣的《三体Ⅲ：死神永生》位列6部候选小说之一。

　　2015年，刘慈欣所创作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2016年，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摘得中短篇小说奖。如果刘慈欣在2017年再度折桂，这将是中国作家连续三年获得这一奖项。这部作品有何独到魅力，竟引得全球科幻界目光连续多年的关注？

　　知名科幻作家韩松曾言：“理解中国科幻，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把钥匙。”只有在现代性投射的角度上理解《三体》，才能超出一般文本内部的视野去思考它的价值，也更能理解它和时代与文学周边的奇特关联。

　　当我们谈及《三体》的时候，多会沉醉于刘慈欣营造的宏大壮阔的史诗氛围与令人拍案叫绝的想象力。而当将《三体》置于当今时代的文化话语场域中，我们才可真正领会到刘慈欣的叙事“野心”与文本旨意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三体》孕诞于一个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相互搏击的时代，西方与中国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纷争与融合空前激烈。刘慈欣并没有绕开当下社会对作家的“时代之邀”，“正面强攻”的叙事姿态令大量的象征与寓言笔法充溢于《三体》中。

　　如果不将《三体》的故事置于民族寓言的叙事结构中，我们未免就太小看刘慈欣的“野心”了。在《三体》第一部原版封面上，赫然印出了“一部以光年为尺度重新解读中国现代史的作品”的宣传标语。杰姆逊早就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也即，在后发国家的文化范式中，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向往与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常以“寓言”的形式反映在具体文本中。

　　比如，在《三体》的叙事中，“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与带有对抗性的二元结构贯穿了全书。在三体舰队到来前的几百年内，来自外域的压迫感给地球人莫名的恐惧。而当太阳系的坐标暴露在“黑暗森林”里后，“神级文明”对地球人和三体人的压迫感更为严重。这种叙事主体面对现实与想象中的“他者”的焦虑感充斥着全书。

　　颇为吊诡的是，“他者”的形象尽管逐步由三体人演变为更加强大的敌人，但主体始终扮演着“被冲击与被伤害”的形象，但与此同时，“自我”意识萌发后的叙事主体也会做出一些或大或小的“回应”与“反思”。这一“冲击—回应”的叙事结构令我们联想到中国在百年来面对西方影响时的历史轨迹。事实上，我们在刘慈欣的叙事中，也可以隐约窥到他所汲取的历史资源。

　　刘慈欣在《三体》中的叙事能力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他笔下呈现出了中国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冲突的语境，这种冲突的张力时常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冲突。

　　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一旦植入后发国家的土壤，“时间征服空间”便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当中国社会文化一日千里地向西方提供的目标大步进发之时，也是中国落入西方提供的时间意识的圈套之日。这直接导致了面对时间逼势的焦虑感与对自身空间的局促感，在后发国家里，这几乎是个无法抗拒的宿命。

　　在《三体》的叙事中，每当叙事主体面对更加强大的敌人的威胁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对时间的焦虑感。这种急于走向发达科技与文明世界的急迫感并非叙事主体自然生发的，而是被“他者”硬生生植入的，但却在本体内生成了对未来的想象。在后发国家的文本中，“欠发达的现代主义被迫建立在关于现代性的幻想与梦境上，和各种幻象、各种幽灵既亲密又斗争，从中为自己汲取营养。”

　　《三体》故事中的核心矛盾并不固定，“冲击—回应”式的结构令它随着文本叙事的进展而不断扩大。随着刘慈欣叙事的不断深入，地球人面对的是三体人的入侵，星球间的矛盾成了最大的问题。

　　在这个矛盾置换的过程中，三体人抛给了地球人一个“时间表”，在“危机纪元(公元201X年——2208年)”时代里，地球人的航天技术被锁死，只好启用“面壁人”计划，试图开掘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在这期间，叙事空间的主体由民族国家意识转变为人类意识。而到了《死神永生》中，“智子”将地球人驱赶到澳洲孤域中，又给了残存的人类“死亡倒计时”。这种对时间的紧迫感充斥在文本当中。

　　在“广播纪元(公元2272年——2332年)”开启后，地球人和三体人唇亡齿寒，叙事主要矛盾焦点落在了如何面对茫茫宇宙更高级文明的打击上。

　　“掩体”计划成了叙事主体不得不选择的道路，但这一次空间的扩大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永远的安宁，在“掩体纪元(公元2333年——2400年)”的末期，人类依然没有逃过被“二维化”的悲惨命运。但好在程心与艾AA借助曲率驱动引擎逃离了“掩体”，向更加广阔的宇宙进发，才得以幸存下来。而这一次叙事空间的扩大，也使主体获得了全新的想象力。

　　值得庆幸的是，刘慈欣始终给叙事主体以“中华形象”，无论是早期的叶文洁、罗辑，还是后期的关一帆、程心，这些“死神/救世主”式的人物都是中国人，其“中华形象”不只在于他们的中文名字，更重要的在于其性格特质皆带有中华文化的影子。

　　被称为“圣母”的程心，在《三体》后期算得上是牵连主线的人物，却在所谓的“善良”与“和平主义”里一次又一次摧毁了种族和文明，这里面是否带有刘慈欣对传统文化的暗讽，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三体》的叙事主体始终没有游离开“中华形象”。

　　在这颇为有趣的构思中，我们似乎可以嗅到刘慈欣创作时的一种情结：对中国历史与民族主体性的强烈认同感。在这样一种对本土立场的强调上，我们才看到了与西方国家科幻小说不同的风貌。

　　也正因此，《三体》系列小说吸引着来自国内外读者的目光，也征服了欧美科幻圈的评委，让它能成为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经典作品。

　　《三体》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界限，让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作品既成为街头巷议的公共话题，又成为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家们高头讲章的内容，此前的作品能做到这点的十分罕见。

　　另一方面在于，《三体》中呈现的“中华形象”和宏大视野，让它走出了纯文学的局限空间，其中蕴藏的哲理和思想被不少学者、媒体人乃至创业者、企业家热捧。看着《星球大战》《黑客世界》等美国科幻大片长大的年轻一代占据了《三体》粉丝的重要部分，当他们看到书中的宏大场面时，便会自觉联想到世界顶级科幻作品里的类似场景，这让《三体》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其他视野狭窄的作品，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冲击科幻桂冠的明日之星。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