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时语境下，“能量”尤其是“正能量”，无疑是国人口头禅级热词。举作品发表与评奖说事，一旦被掌控生杀大权者戴上“不符合正能量”的帽子，发表与评奖大抵就没戏了。

　　作为物质运动转换的量度，物理学上的能量，只有大小之别而无正负之分；公共空间流行的所谓正负能量，大意庶几是指表达交流或媒体传播对受众产生的精神功效，产生积极向上动力者为正能量；反之，则为负能量。

　　虽然赞美能激发正能量，但赞美不等于正能量；因为赞美多走半步便是浮夸，浮夸传递的则是负能量。日前《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发表演讲痛陈，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浮夸者我不意发表诛心之论，我宁愿相信其初衷在鼓舞士气激发正能量。问题是，夸大其词的舆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抑或受众如何反应，客观上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传递的都是误国害民的负能量。无独有偶，稍先人民网也罕见连发三文，痛批国内媒体“吓尿体”“哭晕体”“跪求体”等浮夸自大文风，痛批其“污染舆论生态，扭曲国民心态”……也许，“三体”确实能藉以“打鸡血”，让少数受众于亢奋中迸发“正能量”，但这究竟只是“精神胜利”的“正能量”。于内，极易让人产生幻觉乃至误判，进而助长民粹主义情绪；于外，非理性情绪化语言暴力，则易为“中国威胁论”火上浇油，招惹与相关国不必要的摩擦对立。

　　喜欢赞美而不待见批评，乃人之本性使然；但“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也是正能量。中国史上最牛谏臣似非魏征莫属，此公敢于直谏，多次拂唐太宗李世民之意。李之所以容忍魏“犯上”而纳言，正是因为尝到了批评甜头。史书记载，李正是倚助这张“乌鸦嘴”进谏，修正完善了治国之道，实现“贞观之治”空前繁荣，并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难怪魏病逝后，李痛哭着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有道是，媒体越干净，社会越肮脏；媒体越肮脏，社会越干净，强调的正是批评的正能量功能。按照一些人的“正统标准”，刘亚东演讲和人民网三评应当归入“负能量”，然而，其传递的却是常识回归网民点赞的正能量。

　　能量相对可变，既无一成不变的绝对正能量，也无一成不变的绝对负能量。同一能量，作用不同受众，可能有的是正能量，有的是负能量；作用不同时间，可能昨天是正能量，今天是负能量。一度风靡一时甚嚣尘上的“心灵鸡汤”文，藉以“鸡血疗法”配伍“精神意淫”，对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者而言，也许是奉若神明的“正能量”；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特立独行者而言，却是嗤之以鼻的“负能量”。随着公民社会演进，“心灵鸡汤”盛极而衰寿终正寝乃是注定宿命。同病相怜的是，恶搞化雷人化奇葩化的“抗日神剧”，初看时，确曾藉以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激发受众血脉偾张的“正能量”，但看后对照历史冷静思考，又不禁激发智商被白痴被愚弄被羞辱而“骂娘”的负能量。

　　能量大小正负，由接受者而非传播者说了算。就像气功大师发功治病，其能量有无大小正负，当然由病人说了算，而不是大师说了算。也许，在浮夸者法眼里，炮制“第一”“三体”奇葩文，传播的正是“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正能量”；而对大多智商正常理性清醒的受众而言，接受的却是愚不可及啼笑皆非的负能量。目下，面对少数地方媒体文过饰非的浮夸报道，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堪被折磨被愚弄，选择物理隔离“用脚投票”，纷纷与“神新闻”说拜拜。这厢，媒体天天煞有介事歇斯底里地嚷嚷“正能量”；另厢，人家已然“躲进手机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唾弃了“正能量”。

　　只要是谎言，都不可能产生正能量。戈培尔天生擅长讲演忽悠，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创造希特勒的人”。1943年2月8日，戈氏在玻璃体育馆演讲，赢得阵阵雷鸣般掌声。当戈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回应：“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氏却对心腹揶揄道：“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楼顶往下跳，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其实，对戈的演说，何尝不是也有听众在心里羞辱他：真他妈是个脑残! 戈氏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后有好事者为其贴上“戈培尔效应”标签。其实，聪明绝顶的戈心里比谁都清楚，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成不了真理；但当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没人戳穿，就会有人将它当成真理。呜呼，如是“真理”，传递的只能是误国误民的负能量，报应的一定是祸国殃民的倒霉运。

　　说到底，能量只是主观指标，可以诉诸感官，却难以具化度量，大可不必将之迷信神话。假如非要给能量委以“大任”，唯有回归常识，“能量”才有能量。

　　文/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