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不知道从何时起，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深刻，我们在评论新闻所报道的惨案时，总喜欢把悲剧归因于某一制度上来，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专业的评论员。

近日，关于江苏阜宁男生弑母案讨论中，我们似乎又能看到这样的倾向。有评论认为这是“高压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有声音呼喊“我们的教育只有知识的教育，没有人的教育，更没有关于生命的教育”。

这种富有感染力的语句很具迷惑性，但仔细揣摩后就会发现，它非但不深刻，而且很肤浅。确实，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个和弑母悲剧的本身有多大关系呢？一个制度再完美的社会也会有罪犯，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教育体系。这不仅是概率论里的“极端个例”，也是我们生活的常识。

因此，放着个体的恶不顾，将矛头指向宏大乃至虚无飘渺的教育制度，从极端个案中硬生生地提出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样的评论难免给人一种“乱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我们的教育只有知识的教育，没有人的教育”，这是一句放之四海皆准的“废话”。试想一下，只要是学生，无论他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无论他是自杀还是弑母，是作弊还是偷窃，我们在评论时是不是都可以套用这种大道理的话？但这种懒惰的思考习惯，对于分析问题本身又有多少意义呢？学生弑母，首先要反思的是这个学生本身，他的心理状况，他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在没有更多细节披露的情况下大谈特谈“教育制度”。

这是一个强调情绪传播而非事实传播的时代，借极端个案所带来的感性冲击力去攻击制度，不仅能泄愤，还能收获自以为深刻的满足。但人毕竟是追求理性的动物，相比于关联不大且索问没什么结果的制度，在极端个例中，有更加具体、更能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去分析。

当然，值得补充的是，既然并不是所有悲剧背后都有一个制度原因，那么自然说明有的悲剧背后是恶的制度。比如让泪水一夜洒遍互联网的“孙志刚案”，其背后就是违反宪法的收容制度在作祟。但孙志刚案与阜宁弑母案不同是，发生在孙志刚的事情曾普遍发生在众多收容者身上；而尽管一个月之前在江苏南京也发生过一起弑母案，后者还是属于极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另外的不同是，阜宁弑母案不涉及公权，而孙志刚案则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正是这两点不同，决定了我们在看待问题时的角度。

所以，比起看似深刻的“制度论”，追问阜宁弑母案的细节或许更有意义。

文/张雨龙（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