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征平

1月20日，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同时，我国拟立法规定必要时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

子女是家庭的孩子，也是社会、国家的一员。家庭教育不仅是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公众福祉的事情。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今天，把家庭教育纳入法治轨道，体现了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然而，在笔者看来，为家庭教育立法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离真正家庭教育的法治化的“最后一公里”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我们的孩子的维权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在遭遇家庭歧视或者家庭暴力时也会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及其他长辈告状，但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来举报自己父母的却不多。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学着大人拿公安叔叔“吓人”，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父母是自己的依靠，公安叔叔把爸爸妈妈抓走了怎么办？

其次，我们的“隔壁热心老太”队伍还有待进一步壮大。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孩子的教育是家务事，外人不方便插嘴，而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却并非如此。据媒体报道，在澳洲，任何人如果担心孩子的安全受到威胁，就算不是自己的孩子，都有权利向有关部门举报。而且，如果身为教师或者社工，发现儿童遭到虐待或是侵犯却没有及时报警，还需负法律责任。因此，在事关孩子保护的问题上，这些国家的“隔壁热心老太”随处可见。

最后，我们的家庭教育援助机制还有待健全，社会援助才刚刚起步。孩子的管教特别是熊孩子的矫治，需要法律的制约，需要社会的监督，更需要专门的政府部门和专业的社会机构的积极参与和科学指导。虽然草案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干预家庭教育的情形和主要措施，以及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施，但这些国家机关毕竟不是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难以开出专业的“药方”。

说到底，对于家庭教育法治化的真正实现来说，立法仅仅只是其中的“最初一公里”罢了。因此，要确保即将出台的家庭教育法发挥对家庭教育的促进作用，成为保护孩子免遭家庭歧视和家庭暴力的货真价实的利剑，我们在实施法律干预的同时，还有必要充分利用学校和青少年宫等教育机构，共青团和少先队等青少年组织，加大对家庭教育法的宣传力度，要告诉孩子什么时候需要维权，如何依法维权；要积极发挥社区对孩子的教育和保护功能，要动员尽可能多的“广场舞大妈”“广场舞大爷”甚至隔壁阿姨、隔壁阿姐关注社区家庭教育，化身为热心的“隔壁老太”“隔壁老爹”“隔壁阿姨”“隔壁阿姐”；要建立并健全家庭教育援助的长效机制，打造以国家干预为主导，有社会公益机构积极参与的家庭教育立体援助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