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旭阳 (山西大学)
7月21日晚, B站一名为“人大维权博士生王D”的UP主发布了一段58分钟的视频,实名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某某“在工作和学习期间对其实施强制猥亵,遭到拒绝后被对方打击报复,并以不允许毕业来对其进行威胁”。(7月22日 澎湃新闻)
这是一起通过网络实名维权的案例,但而关于这种网络维权的案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年太多了,甚至有点见怪不怪了。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下,网络已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平台。然而,当民众不选择使用传统的投诉、举报、报案等等途径进行维权,转而采用冒着极大风险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伤疤”这种途径维权,将网络维权视为他们寻求正义的最后途径时,这无疑揭示了社会运行机制中出现了问题,反映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
一方面来说,网络维权并不是那么可靠,网络维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虽然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渠道,个体发出的声音能够迅速扩散,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相关方面对问题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维权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的传播度和话题性,而非基于公正、规范的解决机制。并非所有的网络维权都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程度,那些未能成为热点的维权诉求可能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之中,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和解决,甚至如果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度还可能使维权者遭受到变本加厉的报复。
另一方面,网络维权成为民众维权的最后途径更是凸显了某些情况下,传统维权渠道是梗阻和失效的。正规的法律程序、行政投诉机制等应当是保障公民权益的主要途径,并且也应该是民众的首选途径。当民众不选择使用传统途径例如举报、报案、起诉等等方式进行维权,转而采用冒着极大风险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难言之隐”维权时,那就说明传统的维权途径大概率就是走不通的。
为什么正规的维权途径走不通呢?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是现实中的繁琐的流程吗?是有关部门之间的推诿吗?是监管的缺失吗?是一些“官方”有意袒护吗?我们不是当事人无从而知,但就拿这个新闻中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一事来说,根据相关调查明确有反性骚扰培训教育、申诉渠道或调查处理机制的学校为零,许多工作人员也不认为学校有这些责任,同时走正规法律途径维权也面临着缺乏证据、二次伤害诸多不便,这都使得学生在面对教师性骚扰时候在传统渠道中维权困难重重。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正是因为这些维权的阻碍和不便才使得部分民众选择用网络来作为自己维权的最后途径,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公众对法治和政府的信任,也阻碍了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有些工作人员可能在实践中忘记了法律的价值观本身来源于民众朴素的道德期待,法律不是冰冷的理性机器, 它要倾听、感受并尊重民众的血泪疾苦,帮助民众切实解决现实的问题。希望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不足的地方,简化维权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类维权渠道的畅通无阻。同时,还应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引导民众通过合法、理性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网络成为最后维权途径的社会是不健康的。只有建立健全多元化、规范化、法治化的维权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我们提出问题并不是为了批评或者表达不满,而是希望能改进某一社会现象,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来源:红网
作者:吕旭阳
编辑:田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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