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赵振宇，自1982年进入长江日报评论部，后调入华中科技大学，40余年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研究。其间，在高校率先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成立评论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华中学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撰写《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变化尤为突出，奔腾不息的珠江潮，年复一年，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奔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979年，蛇口炸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80年，深圳特区正式成立，各项建设日新月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迅速成为特区建设者们奉行的口号流传至今。与此同时，广东的新闻媒体也迅猛发展，为广东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造势助威。从那时开始，我便在这块热土上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评论和理论文章。

《南方日报》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1949年10月23日创刊于广州。该报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来自主流新闻、权威报道和深度分析；权威优势来自政策宣传、主导舆论和舆论监督；区位优势来自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该报发行立足于广东省，辐射华南地区，密集覆盖球江三角洲城镇，并面向全国，及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连续多年创发行量全国省级党报之首。我在该报写过以下一些理论文章和评论。

《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2008年11月20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将其概括为“摸论”和“猫论”）来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或许有它一定的可取性，但是，绝不能将其作为成功的经验总结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中去。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犹如闪电在雷鸣之前一样，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否则，再多的“学费”也是不够花的，花了也是冤枉的。早在70多年前的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满腔热情，不问河的深浅宽窄就贸然下河，轻者打湿衣裤，重者还会丢掉性命。更为严重的是，在30年中还有不少人就是扛着这样的“摸论”，以“交学费”为名，去谋一已之利或一地之利的。“过河”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造桥”或“修船”的问题，让理论界的学者们讨论来争辩去，拿出几个方案让决策机关拍板呢？这样或许需要花一点茶水费，这样或许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比起那些盲目的“过河”者来说，这样的“学费”会更少。“猫论”也是如此。能够抓住老鼠的的确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我们的科学界理论界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到底是白猫抓老鼠，还是黑猫抓老鼠，或是根据需要实施基因工程让白猫或黑猫变成抓老鼠的好猫呢？这样的效果不是更好，效率不是更高么？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对理论和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不够。30年过去了，我们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新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我们是否应该变得更加聪明一些呢，对理论思想领域的管理应该更加科学更加宽松一些呢？大家都知道“头脑风暴法”很好，也都知道“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我们能否提倡一种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议论纷纷、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让一切热爱关心我们事业的人，都能够充分地接受信息，发表意见，哪怕这些意见是错误的或被人们认为是错误的，都无妨——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如何创造相对过去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向着“说了不白说”的进步发展，让理论走在行动的前面，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赖有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会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前进，我们党制定的“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才会有效实现。这需要我们上上下下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

2002年5月和7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业余组和专业组大奖赛，引起了全国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关注。此次大赛改变了过去场下统计场上只报一个总分的情况，而是将各位评委的头像和打分，当场通过电视大屏幕告诉了各位参赛选手和电视观众。同时，还设了一个监审组，对观众比较集中的问题请评委当场解释和说明，在比赛中还请了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将大赛的进展情况公布于众，力争做到每一个程序特别是重要程序让观众清楚，以体现公平和公正。

据此，我写了《程序公开乃民心所向》（2002年8月15日）——

“公开、公平、公正”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民主权利，它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一切日常生活中，其中也包括在一些重大的赛事中。而“公开”，则是人们实现民主权利的首要前提。人们不仅要求公开结果，而且要求公开过程，即对实现结果的每个程序都需要有所了解。电视大奖赛就是公开了评奖程序，观众才知道在哪位选手唱歌时，哪位评委的分打得高或者低，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向监审组提出质疑；正是因为大奖赛公开了比赛程序，人们才知道为什么请某某担任评委或作了调整，才能对比赛中设计的考核标准提出了改进意见（有的被采纳），等等。

程序公开化的积极意义表现在：首先，它是对人们公民权利的一种维护和尊重。一项事务，只有大家都知道了，都来参与了，这项事务才能办得更好。公民的这种知情权和参与权有的是通过大众传媒直接实现的，有的则是通过人民代表或其他形式来代替行使的。不论哪一种，公民都不仅需要了解结果，同时要了解结果产生的程序。

第二，程序公开化，可以接受公民的监督。程序公开了，大家会议论纷纷，品头论足，这是一件好事情。畅所欲言总比万马齐喑好，接受监督总比一意孤行好，实现的前提就是程序公开化。

第三，程序公开化可以宣传大政方针，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体验到法制的正义和崇高。对程序实行公开化，实际上就是将党和政府及决策者的方针政策告诉了大家，使大众明白这个决策是如何作出来的，它的政策依据是什么；同时，程序又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将其公开，又可以让人们感受一次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这一切，对于帮助大众领会和实行决策都是大有好处的。

说假话不好，不提倡，要反对。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又不得不说假话，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精英、领袖人物，皆莫能外。这是真实情况，也算是真话。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说假话》（2009年7月30日）——

其一，说假话不能太真。既然是假话，它就不是真的，既然不是真的，也就不能把假话当成真话说，说得让别人听了都以为都是真的。把假话说得像真话，骗了人，这样会贻误事情，伤害情感，严重的有时还会伤及人的性命。那么，怎样说假话呢，就应该“心虚一点，不好意思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是假话——说话者心虚（这样才有一点道德良心），听话者不信（这样才有利于大众），这样假话者不得已说了，听话者又能不信，目的就达到了。

其二，说假话不能太假。假话不能太假，是指说假话时，要给人以假的印象，同时也要有几分真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基本上是假，偶尔也有点真，讲话时面子上是假，但讲话者心中有数是真。由于环境所迫，听话者也不能太真，否则，说假话者也就真的混不下去了。如果，说假话者都混不下去了改为说真话，那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这样的局面是很难的，在有的时空和问题上或许永远都会给说假话以生存的条件。既如此，听话者何不给点理解和宽容呢。

其三，说假话要认账要认错。不论是主动的或被动的说了假话，在可以讲真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说的，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了假话，不要文过饰非，更不能张冠李戴或诬陷他人。自己做了事，说了的话，就要勇敢的承认，如果因此而伤害他人，还需要向别人赔礼道歉，这是作人一个基本准则。我们可以允许讲假话，但是，绝不允许讲假话者永远正确，永远不认账不认错。否则，于我们个人、民族和国家是不利的。

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是我们做人的准则，也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保障。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写过不少有关讲真话的文章：1999年出版了一本《与灵魂对话》（长江文艺出版社），该书了收集了我在《长江日报》工作期间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的评论、杂文和生活随笔。那是一位新闻人年届50岁时对自己过往时光的小结，有感悟、有体味、有思考，也有求知的探索。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几行字：我是一个过程，我是一个目的；我要求平等，我期望自由；我是热血之躯，我是理智之灵，一个人，血都凉了，还称其为活生生的人么？一个人，没有了思想，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为着满腔的热血，我需要不停地运动；为着无穷的智慧，我需要不停地思想。热血之躯，理智之灵，这就是我，真正的我，完整的我。

2009年我的《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出版。本人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以一个新闻学教授的责任感，用纪实的方式，在书中回眸了中国民主进程中发生的重大变革、包括我在内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典型的新闻事件以及媒体对此的评论。书中讲了一些真话。

2019年更是一个值得大书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寻梦、追梦、圆梦的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经过了近十年的努力探索之后，终于出版了《讲好真话》一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本书出版后，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华读书报》《党员生活》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述。该书被列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共建项目，获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奖励项目。 2022年2月虎年新春，方汉奇先生引用毛泽东语录为作者题词：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有必要在全体民众中提倡和奖励讲真话，学习讲好真话，提高讲真话的表达艺术和技巧；反对讲假话，批评和惩罚讲假话——建立一种良好政治生态的舆论环境和管理体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努力以积极慎审的态度，说一点自己能够说，说得好的话，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做好的事。

方汉奇先生为《讲好真话》一书题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

2019年5月15日起，经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简称新条例），开始施行。这是我国自2008年公布信息公开条例11年后的一个新条例，它对以往条例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后进行了修改完善，它将会更加科学有力地推进我国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2019年7月2日我写了《更加科学有效地获取政府公开信息》一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第一、加强程序建设，使新条例操作更加科学规范。程序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作为目的的程序，它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作为手段的程序，它表现在人们的运动过程之中。民主制度的程序化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二、明确信息公开主体，强化责任、落实监督。十多年的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告诉我们，信息公开立法或者颁布相关政策方案时，必须明确其责任人，明确其信息公开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具体负责人和相关办事人员的责任。在信息公开中，具体由谁负责，负多大的责任都应有明确的判断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信息公开落到实处。

第三、增加公开内容和渠道，强化便民服务要求。通过加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实效，切实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我在2020年5月25日《保障人民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一文中写道——

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彰显了中国式民主广泛、真实、管用的特点和优势，能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也能有效汇聚起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

其一，广泛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所谓“广泛”，是要求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商量得越全面越深入越好。在调研、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各个环节，都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保证决策顺乎民意、合乎实际。

其二，持续参与，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所谓“持续”，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的意见表达和实践行动，是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二是要让公民参与成为一种长期进行的常态，就必须有制度来保证、规范和约束。公民参与程序的科学化是一个重要前提。

其三，深入参与，追求公民参与效果的最大化。所谓“深入”，讲的是公民参与管理的力度和参与的效果。公民的参与不仅表现在一定的会议、一定的文件、一定的媒体语言、文字和一定的活动形式上，更要体现在地方和国家的重大行政计划、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实际成效之中。

《南方周末》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1997年以来，《南方周末》受到国际著名新闻机构广泛关注。

我在该报写过几篇文章，如《关于“人”的断想》（1992年5月22日）、《清理一下个人档案如何》（1993年4月16日）、《“淹”出了7000人》（1993年3月19日）等。

在《今天，我们怎样开听证会》（2007年11月15日）一文中，我列举了2007年北京举行了轨道交通路网票制票价方案听证会和两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召开确定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应该是多少的一次听证会。我在评论中却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听证会是一个新事物，要把好事办好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召开听证会。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问题多得很，不能什么事情都要请公民参与开听证会吧——哪怕开再多的会，也不能解决比再多的会还要多的麻烦事。政府部门有许多调查机构和办事机构，凡是可以由他们搞得清楚，办得好的事情，就不要开听证会了，不然也会扰民的；第二，确定听证代表的遴选程序、数量和标准透明。什么人可以参加听证会？谁来决定？用什么标准决定？保证听证人的信息对称，为他们提供快捷方便的信息渠道，这样才能保证听证会的有效性。对于会上不能统一和解决的问题，政府部门要予以回应和说明，这是对参与者人格和权利的尊重，有时它比采纳意见更重要。

听证会是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形式，一个过程 ，它同时也应该表现出一种结果。人民的参与，只有以能够让他们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障和调动人民参与政务及一切社会活动的积极性。 自然，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体验的过程，在民众自觉参与和平等交流中，大家会在过程的体验中感悟到国家法律的尊严，建设的艰辛，管理的繁杂，社会的多样化。通过学习和升华，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大有好处的。听证会是一件好事情，要办好它，还需要各个方面主持者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才是。

《羊城晚报》自1957年10月1日面世起，就一直以其鲜明独特、新鲜活泼的风格吸引着广大读者。无论是创办之初按照“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的宗旨开拓办报新路，还是1980年复刊后遵循“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导生活、丰富生活”的方针重振报业雄风，《羊城晚报》都做到了贴近时代、贴近读者、贴近生活，采编精良，作风严谨，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正是遵循这个办报方针，我为该报写了下面一些文章，如《老了怎么过？》（1992年6月12日）——

人老了，要注意调节自己的心理、调人与人之同关系、调节自己的角色意识等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以为，与其到了老年以后做这些调节工作，还不如趁年轻时、壮年时多学一些知识，多掌握几门手艺，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为上。当然，以工作为主，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为了使人们在老了以后过得更好些，我们的某些体制和制度作一些改革，人们的思想现念作某些更新难道不也是十分重要么?

老了怎么过，请全社会都来关心才是。

我在《论脑袋》（1994年9月4日，海外版）一文中写道——

脑袋长在别人身上，自己虽然很轻松，但行动却是盲目的；跟着别人干倒是很省力，看似很聪明，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生活中、社会上出现的许多危机和麻烦就是因为盲动所致。聪明人快把脑袋长到自己的脖子上来。

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想问题的方法就应和别人不一样──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嚼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事物总是运动变化的，想问题就得随之变化而变化；是人就得有自己的个性，赖有创造才是人的价值的最高实现。

诸君，请问一下自己：我的脑袋长在哪？

《说的和听的》（1995年8月19日，海外版）——

人有一张嘴、自然要讲许多话；人有一对耳，自然也要听许多话。但要做到说的听的都是真的可不容易。话是说给人听的，说话要说真话，听话也要听真话。说假话、大话、空话，是不对的。这里除了有说话者的责任外，很多情况与听话者爱听假话、大话、空话有关系。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老爱听恭维话、漂亮话、赞美话，说话者（特别是下属或有求者）还不会察言观色，锣鼓听音，投其所好？听话者的耳朵根子正得很，那些假话，大话、空话还能得逞于世么？

《家就是家》（1997年8月17日）——

说家就是家，自然有它的针对性，这就是有人没有把家当作家，或在观念中把家当成家，而实际上并没有把家当成家，至少在房屋装修上。家对于外人和社会一般来说是封闭的，也就是说，家庭的一切一般来说是仅供家人使用或欣赏的，而不是像宾馆、旅社的一切均为全社会所有。如果有人把家装修得像宾馆、旅社一样，络绎不绝的客人、朋友甚至客人的客人、朋友的朋友都来登门造访、参观取经，家庭的主人在一阵欣悦之后难道没有烦恼么？舒适方便——居家的第一原则，这个成立么？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情景：在看喜剧、相声和小品演出时，台上或电视上演得呲牙咧嘴，说得唾沫横飞，台下或电视前的观众只看到滑稽，却看不到幽默，笑的艺术却牵动不了一丝笑肌。曾经辉煌一时的笑的艺术为什么让人笑不起来?这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为此，《羊城晚报》推出了“笑的艺术不何不好笑”的征文，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我写了一篇《追求深远长久的笑》（1997年9月25日）获了一个三等奖——

该笑的艺术却引不起人们的欢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与其说是演员们的技巧功力不够，还不如说是编导们的理性思维浅薄以及表演者的理性修养欠佳所致。一个没有哲理的相声、小品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笑声是不会长久的。任何轻松、快乐、诙诺、幽默的语言和动作，必须以深邃、透彻的理论为支撑。

姜昆在总结笑的种类时说过，最愉快的笑是有说有笑;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最美丽的笑是心灵和眼睛一齐笑。而我要说，最难受最尴尬的笑是人家不想笑而又不好意思不笑;最深远最长久的笑是富有哲理、深人浅出、在表演者的语言和动作之后停滞瞬间悟出的笑。

《本山其实很危险》（2011年1月30日）——

前几日，笔者写了篇《请本山拒上春晚》的文章，说的是：一，让“小品王”登台，别人还有戏么？二，本山不上春晚，游戏规则得保证。三，少了本山上春晚，有助于塑造中央台的良好形象。四，春晚不见本山影，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见2010年12月19日《羊城晚报》）文章发表了，网站也转载了，不知本山看到没有（或看到了不予理会），只知道本山不仅铁定要上春晚，还要上他的根据地辽宁卫视、黑龙江卫视，还有新加盟的湖南卫视和几个部委的春节晚会，于是又引起了一片议论。今天我要说的是：本山其实很危险。

……

人都是有个性有弱点的，本山也不例外，我们大可不必为此对他太严格太苛求。问题在于，今天的这个本山不同于其他普通人，他的贡献太大，势力太大，影响太大，以致他的生死荣辱都牵扯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的地方、部门、行业和人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句话用在今日之本山身上特别地适当——当运动的惯性迫使运动主体无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和速度时，这将意味着什么？当一切利益的共同体都希望本山在春节晚会上，在电视剧目中，在电影大片里，在各种媒体上，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联合体内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本山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为了他更可能是为了他们而活着而坚守时，喜哉，悲哉？乐哉，祸哉？

呜呼，本山实在太危险！一切与本山利益悠关的人都很危险啊！

本篇文章有2800多字，列举了赵本山对我国文化艺术的种种贡献，也谈到本山其实很危险的问题种种。编辑部给了很大的版面，还配了一幅很大的《给力》漫画，算是对本文的一种支持态度。文章以赵本山为研究样本，反映的不仅仅是本山本人和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它更揭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变态现象。它不仅涉及到本山、与他相关的人、事、单位和机构，更涉及到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管理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至今仍然需要研究解决。

在《羊城晚报》上我还写过《秋菊的说法说了什么》（1992年6月12日）、《假亦真来真亦假》（1994年10月13日）、《何时好读书》（1995年10月22日）、《为普通公民下半旗的几个理由》（2006年7月8日）等。

《广州日报》为广州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52年12月1日，是广东省发行量第一、订阅量第一、零售量第一和传阅率第一的报纸。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1996年1月15日，是全国首家报业集团，拥有12家子报、3家刊物、1家出版社和1个网站。我在该报写了以下一些文章：

《试论社会分配不公及对策》（1990年3月9日）——

社会分配不公（这里主要指收入过分悬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因而解决它必须从整体社会大系统入手，提出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方法。认真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对劳动者的劳动量和质以及其他应得收入的活动予以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报偿。第二，处理好宏观控制和市场调节关系，充分发挥政府等职能部门宏观控制的强力作用。第三，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保证赏罚的对应性。第四，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人事管理制度，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提供适宜的条件。

《要得到艺术享受就得有艺术修养》（2000年6月5日）——

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内容和方式，除了不断发展生产外，还必须提高人的教育、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道德水平，审美情趣，其中包括提高人们享受各种物质资料的能力。怎样才算美，怎样才能称心如意，这里无不都有一个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国文化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平来衡量。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智慧。思想改治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各个领域，让我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促使人的全面发展而共同努力吧!

我在《警惕“伪科学”的干扰》（2004年3月7日）一文中指出：“由于科学家作伪，科学变得暗淡无光，正义受到损伤，这样的事时有发生。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是司法部门的事。但是，对于科学家从事的科学事业，如何才能有效地为社会服务，有利于公民正常健康的生活和发展，这却是每个公民所应思考的间题——科学有助于我们的社会进步，人类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时刻提防某些科学家有意或无意的差错或失误，更要警惕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家’，他们时时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定律’和‘权威’误导和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

现在，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在对社科工作者的劳动成果的评价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为此，从赏罚机制上找出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原因，排除学术成果中的非科学因素，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促进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撰写了《改进社科评价机制，不能“著书不立说”》（2004年4月6日）一文，从“非科学因素影响学术成果评价”“应用环境影响社科成果的价值”“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要统筹”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2007年1月9日理论版刊发《新闻评论开拓者赵振宇》一文，对我的从事新闻评论实践和教学研究成果作了介绍，这也是媒体对我多年工作的肯定。

《深圳特区报》为深圳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82年5月24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权威媒体和第一大报。2018年3月，获得第三届全国“百强报纸”。发行范围覆盖全国30多个主要省市，是机关部门、主流企业的长期订阅纸媒。传播效果强力辐射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据称是唯一进入中南海的地方媒体，政治影响力大。

在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我写过这样的文章《防“左”与开放的深入》（1998年6月30日）——

今年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20周年。在这纪念的日子里回顾一下我国思想战线上反右和反“左”的历史轨迹，更好地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是大有好处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鲜明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倾的错误，使我们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当我们党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左”倾错误仍是阻碍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为此，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注意反右的倾向的同时，十多次提到反“左”倾错误。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对中国近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左”和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进行了阐述，指出，安定团结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原因在于及时排除各种“左”和右的干扰。

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春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导下，于当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议明确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仍然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求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回顾近2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党在自己的报告中对反右和反“左”提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然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作出的正确判断。问题在于，改革开放20年了，为什么“左”一直是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以至于我们党不得不多次在党的报告中反复提出“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呢？

中国28年的革命和近50年的建设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损失太惨重了。我们党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敢于面对挑战反复提出“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我们党的伟大和力量所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党的指示落实到行动中去，确实解决思想战线一手硬一手软的现状。现在，我们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待更多的人去研究它、解决它，我想，这才是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20周年的最好纪念。

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则最终评判认知与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优劣。

我在《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衰》（1995年3月1日）一文中写到——

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社会激励的错位不无关系。明知我国钢铁工业基础薄弱，却在50年代大办钢铁时期大呼十年二十年超英赶美；明知地里的庄稼亩产上万斤是天方夜谭，却要编出稻穗上可以放鸡蛋，能够睡小孩的故事；明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是真话实话，却有那么多的高层领导人反对或沉默，导成了历史悲剧；明知形式主义的东西既害人又误国，还到处受到某些人的青睐，搞得热热闹闹……

除了人们主观认识上的问题或心怀叵测者外，大都与社会提倡什么、奖赏什么，反对什么、惩罚什么有关。试想一下，如果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的人都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如果做表面文章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者都要受到指责和处罚，有谁还敢如此胆大妄为？当然，用形式主义来糊弄自己，又用形式主义去欺骗别人的人自然不是什么普通人。所以，反对形式主义，讲究求实务实，重要的还是从领导者做起。建立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对于真抓实干卓有成效者予以奖赏、表彰，对弄虚作假空谈误国者予以惩处、批评，难道不是杜绝形式主义的重要一环么？

据新华社2024年1月29日报道，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纠治“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问题，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要更好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提升抓落实的执行力和实效，防止以形式主义整治形式主义。如何真正有效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如何真正有效扼制形式主义的泛滥之势，人民都是阅卷人！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讲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时，说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阐述建设小康目标、保证可持续发展时，提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强调“巩固和发扬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维护社会稳定时，提出“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时，报告写到“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等等……为此，我写了《有序方能和谐》（2003年1月5日）——

所谓和谐，是指相互联系的诸要素配合默契、恰当和匀称，由此形成一个平稳、互助和共生的互动态势。和谐有利于消除隔阂和矛盾，减少不必要的碰撞和争斗，把损失减少到最轻和最低度；和谐有利于系统诸要素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产生最大和最佳的整体效益。

为了保证现代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人与自我等诸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任何一种关系处理不好，都会影响社会的整体发展，造成社会的失调失衡失控，甚至失误，带来或大或小的震荡、动荡和缺损。和谐是一个永恒运动、变化、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地克服旧矛盾，协调新关系，使和谐的诸多表现，如和缓、和衷、和气、和平、和顺、和善、和睦、汇合、联合、融合、合作、合好等，不断地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新的状态和新的境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有效地推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进步和繁荣。这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2001年9月16日，“人文纵横”版以整版加“编者按”的形式刊发了我写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与时俱进》一文。文章从扭曲的奖罚机制、学术成果评价中的非科学因素、评价社科成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繁荣学术的两个条件、立足当代 与时俱进等五个部分进行了论述（编辑部出于组稿的需要，头条署了我的名字，其他几篇均用了化名 ）。

2014年6月3日，我在理论周刊头条刊发《加快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中的程序化建设》一文。文章包括三部分内容：一、调适程序，使系统运动趋于一种整体上的和谐完美；二、多数人的意志要通过程序才能表现和承认；三、程序规范方能保证民主政治过程科学。

多年来，我为《深圳特区报》的评论专栏和理论周刊写过一些短论，有的还配有作者头像和个人署名，以示尊重。如《台下更好唱大戏》（1993年4月17日）、《拉开收入差距漫议》（1993年9月17日）、《下到基层为了什么》（1997年2月21日）、《“畅所欲言”与“一致认为”》（2001年8月12日）、《走出发牢骚的怪圈》（2003年4月6日）、《设立“学术欺骗罪”值得探讨》（2011年3月9日）、《怎样把真话讲好》（2011年9月6日）、《盲目崇拜让学术蒙羞》（2011年10月18日）、《署名要在过程中》（2011年11月15日）等。2010年12月31日，我应邀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一起，为深圳特区报过去一年的热点事件进行评说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