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凤（湖南科技学院）

近日，由张译、李光洁、蒋欣主演的热播剧《以法之名》，前期收获不少好评。然而，7月9日，随着该剧迎来大结局，有关“《以法之名》 烂尾”的讨论冲上微博热搜。（7月10日 《中国青年报》）

《以法之名》开播时以“刀刃向内”的现实尺度收获豆瓣7.8分、六万人打分的口碑战绩，却在收官时因主角万海突兀死亡的情节遭观众痛斥“烂尾”。导演傅东育在收官当晚发文表示“全在反省中”。一部初期好评如潮的作品，为何在终点处翻车？

猝然断裂的戏剧逻辑，击碎观众的心理契约。剧中万海之死发生在“真相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这种刻意安排的戛然而止，违背了类型剧的核心叙事逻辑。法治题材作品往往建立于一个“公义虽迟必到”的契约之上，主角万海作为追寻司法正义的核心角色，其存在本身就是观众情绪的支点。当他的死亡成为编剧推进“艺术真实”的工具而非情节发展的必然时，悬置的是观众对整个故事架构的信任。观众批判的不只是个体角色陨落，更是这种悬置对前期严密铺陈的背叛——仿佛一场跨越36集的缜密论证，在得出结论前突然撕掉了最后一页手稿。

《以法之名》立意可贵之处在于直面检察侦查中的“灰色地带”和人性困境。主创团队三年调研、百位检察官访谈的积淀，确实在剧中呈现了审查同僚的重重压力与程序正义的复杂性。然而，当这种现实困境过度叠加于戏剧结构时，“深刻”逐渐滑向“沉重”。中段已显露的节奏拖沓问题，实则是素材取舍失控的信号：堆叠真实细节稀释了核心戏剧矛盾，使观众在冗长的无力感中期待结局的救赎。而当结局选择以人物牺牲强行化解困境，而非在复杂现实中寻找“解”的可能性时，艺术真实便被质疑为一种逃避式的简化处理。《以法之名》的困境，映射出法治题材创作的深层悖论：如何让专业性与观赏性共振？最高检侦查厅的成立背景赋予剧集历史意义，也设定了更高创作门槛。“查谁、怎么查”的专业逻辑需要精密呈现，但过度拘泥程序真实易失去戏剧感染力；追求通俗表达的强情节冲突，又可能简化现实司法中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导演“反省”中提及的“注水抻长度”“开篇入戏慢”，恰恰指向对创作边界把控的失控——想在题材深度与商业传播上获得双赢，却未能找到两者交汇的平衡点。

法治剧的价值不止于揭露，更要于黑暗处点亮一盏名为“出路”的灯。《以法之名》的探索绝非徒劳，敢于聚焦司法体系“刀刃向内”的现实、呈现法治进程中个体的挣扎。真正的反思在于：艺术创作处理“真问题”时，深刻性不应等同于无解性。观众拒绝的并非悲剧结局本身，而是在万海之死背后隐约显现的创作策略——似乎复杂现实只能通过角色牺牲来逃避。法治进步的叙事力量，恰恰在于证明“程序即正义”可战胜人性幽暗。下一部重逢之作若想真正突围，或许该在真实与戏剧的博弈中，再多一分对“希望如何可能”的智慧探寻。

进步的叙事力量，不在渲染黑暗的浓度，而在点亮微光的精度。导演傅东育的“反省”若能催化创作认知迭代，下一部重逢之作方可能实现真正的突破——让观众在困局中看见出路而非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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