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光

近日，广州、深圳、长沙等多地将中华田园犬（俗称“土狗”）从危险犬只名录中除名，这一政策调整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欢呼“大黄终于可以回城”，也有人担忧城市安全秩序。这场争论，表面涉及一个犬种的管理问题，实则却折射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治理的深层挑战。

中华田园犬是我国的本土传统犬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既是苏东坡笔下“左牵黄”的文学意象，也是很多人童年回忆中的好伙伴“大黄”。这种陪伴中国人几千年的本土犬种，却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被贴上了“危险”标签。究其原因，并非这一犬种本身具有特殊危险性，而是因为城市人口密集、公共空间有限，因狗咬人、狗吠声、狗卫生等引发的纠纷不断，为了方便管理，许多城市只好一禁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田园犬的“污名化”过程，也暗喻着一部文化认同的变迁史。在农耕时代，“土狗”因其易养活、能看家的特点广受欢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各类进口宠物犬成为身份象征，“大黄”就沦为“土狗”。这实际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如今重新接纳，反映了文化自信的回归。就像汉服复兴、国潮兴起一样，对本土犬种的重新认可，是对自身文化根源的再发现，这种转变值得肯定。

现实的问题，应是如何应对“土狗”解禁之后的治理挑战。城市养犬管理的核心矛盾不在于“养什么”，而在于“怎么养”。无论什么品种的犬只，如果缺乏有效管理都可能成为公共安全隐患。据2024年统计，我国城镇犬只数量已达宠物犬数量为5258万只，“管理缺口”是导致养犬乱象的根本原因。解禁“土狗”，若不能配套有效的登记、防疫、行为管理等制度，则可能会加剧养犬的负面后果。调整禁养名录，同时更应着力构建全链条、精细化的养犬管理体系，包括推进电子芯片植入、建立养犬信用制度、完善公共空间分区管理等具体措施。

文明养犬，关键在于“管”人。我国也有一些城市开始探索“养犬积分制”等创新做法，有的还尝试发挥社区自治在养犬管理中的作用，通过居民公约、邻里监督等方式，形成更灵活、更接地气的治理网络。无论如何，重要的都是将养犬责任具体化、法治化，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解禁“土狗”，不是可以松开“拴狗绳”。如何让“土狗”解禁成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新起点，是对治理能力的真正考验。为此，需要政策制定者跳出“禁与放”的二元思维，构建并落实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制度；需要科研机构加快建立本土犬种的科学认定标准；需要社区和物业发挥一线管理作用；更需要每一位犬只主人树立责任意识。只有当管理措施与社会文明同步提升，“土狗”才有可能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和谐都市风景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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