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碧玉（山西大学）

在绿山墙农舍的炉火旁，当红发雀斑的安妮脱口而出“把云杉树想象成穿白婚纱的新娘”时，林德太太的茶杯重重地磕在桌面上——这个来自《绿山墙的安妮》中的瞬间，构成了文学史上一幕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笔下的孤儿安妮，始终在用想象力“冒犯”着整个爱德华王子岛。她给小路起名为“情人的小径”，把普通野餐说成“史诗远征”，甚至在教会野餐会上宣称“主日学校的墙壁白得像被道德漂洗过”。这些在今天看来充满灵性的表达，在1908年的加拿大乡村无异于精神污染。但正是这种“冒犯性”，让这部百年经典始终冲击着每个时代的人们。

当马修忐忑地说“我们想要个男孩”时，安妮斩钉截铁地反问：“你们订购的是罐头沙丁鱼吗，拆开包装发现不是预期商品就要退货？”这段对话某种程度上刺穿了人类社会将人“工具化”的商品思维。

安妮的想象力恰恰是要打破这种工具理性——她坚持在厨房挂野花，在葬礼上谈论紫罗兰的香气，看似是“无用之美”，实则是对功利主义最温柔的暴动。就像故障美学的诞生，设计者将程序bug转化为光影装置，用失控对抗完美主义，这种安妮式的“冒犯”用想象力重塑着科技与人文的边界。

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在今天重读安妮，会发现她那些被诟病“过度浪漫”的特质，恰恰是我们对抗虚无主义的利器。当现代人自嘲“躺平就是我的梭罗主义”，百年前的安妮则坚持给每株野樱桃树起名，为约瑟芬姑奶奶读十四行诗，给病榻上的明妮·梅编写童话；当存在主义危机让人们追问“樱花盛开有什么意义”时，安妮在百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她在安慰戴安娜时说：“我们流泪不是因为樱花终会凋落，而是因为它此刻开得如此任性。”这种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开出繁花的豁达与乐观，于百年后的中国也在上演。比如高铁上，旅客们在清洁袋留言接力中得到奇妙呼应——人们用轻盈的纸笔留下对下一位乘客沉甸甸的祝愿或画作，用诗意去迎接庸常。

所有改变世界的思想，最初都是对现实的“冒犯”。合上书页时，安妮已经不再是那个误把葡萄酒当果汁的冒失鬼，而成为了手持想象利剑的骑士长，用心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像乔布斯坚持把美学注入电路板遭到工程师反对，J.K.罗琳被12家出版社拒绝时收到的“儿童不需要复杂魔法”的批注，这些现实中的“安妮们”坚持用想象力改变世界。因此，当现实试图将我们打磨成光滑的鹅卵石时，或许我们应该像安妮那样，主动制造些不合时宜的棱角，“冒犯”旧世界，用想象力一点点构筑属于我们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