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商丘市的柘城县有一支特殊的拆迁队。去年底，河南出现了一支艾滋病拆迁队被曝光，近日，一则“大妈拆迁队”的视频又在网络上传播。这段6分14秒的视频记录，位于柘城县邵园乡原联社家属区的一名户主，在尚未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强行带离，房屋遭遇强拆，财物被掩埋毁坏。之后，户主在废墟上搭建简易房，暂时居住。（1月22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当“艾滋病拆迁队”的新闻还在烂尾时，“大妈拆迁队”已走入台前，从让人惶恐的艾滋病人到从来都在话题中央的大妈们，权力纵容下的软暴力拆迁，将拆迁之殇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而事实上，根据国务院2011年1月公布并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由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拆迁的主体，即便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房屋征收部门要负责对实施单位进行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便有念兹在兹的拆迁条例，但还是阻不住这样的荒诞持续上演。
　　
　　当条例被罔顾，当法治被遗忘，其中的生意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组织艾滋病人或是大妈拆迁队的“精明者”，正是通过将艾滋病人和大妈们的生存诉求和被拆迁方保护家园的诉求对立起来，形成一对激烈的矛盾冲突体，在双方的激烈对峙中，实现他们拆迁的目的。换言之，身为弱者的艾滋病人或是大妈们被当成了武器，以对抗同样可能是弱者的被拆迁户制造的阻力。弱者与弱者之间，无论是武器还是靶子，越惨烈，越让人无力。
　　
　　一个让常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与被拆迁者可能就是乡邻的大妈们，为什么会为了200块钱，甘愿冒着被旁人指责甚至被子孙所不齿的风险，在本应熟睡的凌晨，突然来到被拆迁户房前，“骚扰住户，强力破坏门窗，之后挖掘机将简易房拆毁”？是人性的沦丧吗？人性沦丧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可以说，被武器了的弱者，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生成，又与他们所面临逼仄的现实有关。美国学者斯科特，通过观察马来西亚农民的抗争形式，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他所描述的农民抗争逻辑，与这些被武器了的弱者的行为逻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些深陷生活困顿的弱者，当改变命运的可能变得越来越稀薄，在无法抗拒的权利软暴力面前，他们丧失行为底线地利用自己的孱弱去获得求生的机会，正是一种低姿态的反抗。
　　
　　于此而言，从艾滋病人拆迁队，到大妈拆迁队，所投射出的正是这样的现实：首先是苍白而无力的法治空白，让这种明显与律法背道而驰的“下三滥”手段屡屡得逞；其次则是缺失甚至空白的官方治理，对这种非法行径形成了事实上的包庇甚至是纵容；再次则是单薄而乏力的权利救济，让艾滋病人或是大妈不得已把自己的孱弱当成其作为弱者抗争的武器。
　　
　　有论者说，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这个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由此来说，当武器的弱者和弱者的武器，总是以这样的蛮横出现，关于文明的抵达，我们这个社会可能还欠账太多。
　　
　　文/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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