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权力集中、监管乏力，一些农村干部通过变卖土地、旧城改造等方式“富起来”，“小官巨腐”问题严重。无独有偶，在同一家媒体上，几天前的一篇报道显示，农村已成为假冒伪劣食品主要销售地。究其原因，也在于暴利惊人，但同时政府监管失灵。（8月19日、21日《法制日报》）
　　
　　两种现象，前者涉及权力的腐败与滥用，后者涉及执法监督的缺席不作为。但它们折射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法在农村社会的缺席。在某种程度上说，农村社会已沦为“法外之地”。结合前不久媒体报道，未获得出生证的低速电动车在三四线城镇及农村大量销售，以及其他近年来关于农村社会种种乱象的报道，“法外之地”这一形容虽略有夸饰，但亦并非无据。
　　
　　法在农村社会的缺位有三种表现形式：针对公权力的约束机制缺席，这导致农村公权力腐败、滥用严重，小官巨腐频现；针对商业主体及市场秩序的监管机制失灵，这导致农村社会商业经济野蛮化生长，农民安全与健康得不到保障；针对农村社会及民间的法治化管理失范，这导致农村社会中违法乱纪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农村黑社会势力在某些地区蔓延。
　　
　　三者的结合不断戕害着农村社会的公序良俗，蚕食着农村社会的秩序，掏空了农村社会的活力，破坏了农村中原有的组织资源，致使某些农村社会濒临秩序失范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原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被野蛮、冷漠、暴力、利益所取代。近年来，被许多人念念不忘的“故乡的沦丧”，其实质正在于此。
　　
　　是以，农村社会不能沦为“法外之地”，绝不能任由权力约束、执法监管、法治管理在农村中长期缺席。农村需要救赎，乡土需要守护，必须以引入“法治”秩序为关键路径，别无他法。
　　
　　实际上，农村沦为“法外之地”并非严谨的说法。可以说，中国农村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秩序。统治中国农村的，一直以来都是宗族结构衍生出来的亲情、伦理秩序。只不过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与社会大转型的挤压下，农村宗族结构瓦解，亲情、伦理秩序逐渐崩溃，而新的秩序形式并没有及时接管农村社会，农村因此而沦入秩序失范的境地。所以，于中国农村而言，法治秩序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重塑”与“建构。”
　　
　　再者，法治秩序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导方式，也是我们国家所倡导的“依法治国”的政策目标。所以，在农村“重塑”法治秩序，“建构”法治体系，乃是社会大趋势，符合时代的要求与国家整体需求。而那些希望在农村社会中重建宗族、伦理秩序的论调，不仅缺乏现实意义，而且违背了时代的大趋势。
　　
　　正因为法在农村的缺位表现为三种形式，所以在农村重塑法治秩序也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于公权力而言，建立起对农村公权力的约束机制，将农村公权力关进制度与法律的“笼子”里；于商业主体与市场生态而言，强化执法监管，打击非法经营行为，建立竞争有序、公平法治的农村商业生态与市场秩序；而于民间而言，引导农民依法办事、知法守法，同时打击、遏制黑恶势力的蔓延，构筑守法、安全的社会环境。唯有如此，方能拯救农村，重塑农村秩序，实现中国农村的“涅槃重生”。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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