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季临近，南京市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却“心里不慌”。南京一中国际部主任黄侃发明“分数银行”，考分在及格线以下的学生，可以向任课教师申请“借分”，下次考试出分再行“还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黄侃表示，“分数银行”灵感来自实体银行，目前仅在国际部推行，有包括信用评估在内的完整“借贷”流程，其创设目的，则是为了给学生减压。（1月11日 《新京报》）

　　“分数银行”来了，对于一些考试分数常徘徊在及格线上下的同学而言，无疑吃了一颗“定心丸”：倘若在拼尽九牛二虎之力后，分数仍然与60分差之毫厘，则可通过借分补足，而不再有挂科之忧。故而，南京一中的“分数银行”一经推出，即受到这部分同学的欢迎，就不难理解了。

　　平心而论，在“唯分数论”盛行的当下，南京一中能够打破常规，尝试“吃螃蟹”，意在减轻同学的学习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修补”现行考试制度的某些弊端，其勇气与担当无疑值得赞赏，也不失为教育改革的一次探索。不过，这种“分数银行”能否具有生命力，关键看规则是否科学且把握得当，否则，即便初始时能收获无数掌声，却很可能行之不远。

　　就眼下南京一中运作“分数银行”的情况来看，包括只对考分在及格线上下的学生“雪中送炭”、借分前进行“信用评估”、还分“付息”以及设立不诚信“黑名单”等举措，总体上还是必要且可行的。但似应细分规则且把控尺度：如“及格线上下”的幅度多大应明确，“信用评估”的条款要清晰，如此，才能做到既具可操作性，又不致留下过多人为操控空间。

　　同样，不诚信“黑名单”的设立，有助于防止屡借不还。但对于某些特例，如因家庭变故或身体状况影响考试成绩者，当酌情考虑，以示关怀；至于还分“付息”，目的是适当提高借分门槛，防止“一哄而入”，故应是“低息”而非“高利贷”，否则非但不能减压，反而压力更甚，甚至由此让借分同学望而生畏，也就失去了开办“分数银行”的意义。

　　而其中最具争议的部分，莫过于“担保人制”“一票否决制”、以及相关教师的“自由裁量权”。譬如，借分同学须有一名同学作保，逾期未能偿还所借分数，则从担保人的考分中予以扣除。这显然源自银行的贷款人担保制度，但“分数银行”毕竟有别于银行贷款，如此株连同学，实在有失公允。

　　“一票否决制”也属于另一种形式的株连。同学的考试分数，作为对其掌握该课程知识程度的一种评价，显然不应掺杂其他因素在内。同学中倘有“一个学期连续迟到五次以上，逃避打扫卫生三次以上”等违纪行为，自有对应的考核体系。而一旦考分中融入了无关因子，还能称之为纯粹的考试成绩么？

　　而教师的“自由裁量权”更是一柄“双刃剑”。譬如，教师可安排借分同学以课堂演讲及实验 “还贷”，倘把握得当，或许对同学学习效果的考评更趋全面，但一是让借分与不借分同学分别面临两种不同的考评体系，并不能体现考试结果的公平性；二是其中是否会掺杂“人情分”或“关系分”，则视教师的素质而论，谁又能保证其中不存“猫腻”？

　　再者，若允许教师在还分“付息”上“自由裁量”，难免会出现不同班级之间或“免息”、或“低息”、或“高利贷”的差异。而“各显神通”的裁量结果，势必让各班借分同学的考试成绩缺乏可比性，因而也就难言公平。

　　更重要的是，面对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教师，难保没有同学不再一心扑在学习上，而把“功夫”用在如何去打通老师“关节”。若不幸而言中，则不仅会让“分数银行”半途夭折，甚至有可能由此败坏学校的校风及学风。因此，能否把教师的“自由裁量权”装进规则的“笼子”，将是决定“分数银行”成败的关键一环。

　　也就是说，“分数银行”作为一种教育改革的“投石问路”，当然可以大胆尝试，但科学合理制定规则并做到不走样地实施，却可以让其走得更远。而作为现行考试制度的一种制度性修补，“分数银行”若能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则其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文/徐甫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