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读到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作品，是在大学一年级时——那时，虽然舆论不再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视为淫秽作品，但传统的认知力量依然强大，对于我这种听话的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偷偷阅读这部长篇小说以及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乃是妥当的——庆幸的是，不太识得文字的父母以为我看书着迷大开绿灯，并不追究我看的是什么内容。但确实地说，当时的阅读切合了青春荷尔蒙发育的需要，是有着猎奇心理的。可劳伦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点：一是其性爱描写或直白或隐讳，表现手法多样、丰富而不重复，且或热烈或私密恰到好处，这让我后来阅读《金瓶梅》《废都》等小说，都能抱着鉴赏的心态直观；二是他对人性的挖掘也是既具扩张力，内容十分广博的，又具凝聚力，思想刻画极具厚度的。读到这个中篇小说《公主》（宋艳娇译），强化了我对后者的认知与印象。

《公主》是劳伦斯从墨西哥返回意大利佛罗伦萨期间受朋友启发而创作的一个作品，写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前，是其晚期显然带有女性主义观点的成熟佳作。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朵莉·厄奎特对性爱认知的转变过程：她自幼丧母，与自诩具有苏格兰国王血统的父亲在流浪中长大，她被父亲捧称为公主，她也在成长中接受了父亲的告诫，譬如严守沉默，不要和除父亲外的任何人亲昵，再譬如纯真朴实，并兼有仁慈优雅的气度等等。她成为了一个端庄秀丽却又小巧珑玲，并性情上老式古板、优雅聪明、自信傲慢却内心冷漠的娇娃。她不带任何热情地去理解事物，她精致的高贵下掩饰着对于卑微者的难以平抑的憎恨，毫无性感的美和权威使她虚张声势，从而像“一个来自北方神话里的公主”般生活着。尤其是外祖父过世后，她得到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更让在以后的岁月里“仙女般毫无性感的气质依旧未改”，即便父亲逝世，她已经38岁却未谈过恋爱，“宛如一株高贵无味的花朵”。她坚定地认为，“男人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异性个体，似乎更像她自己脑海中的一个财产。”但与卡明斯小姐相伴旅行，让她的生活中有了一丝改变：向导罗姆罗是西班牙家族最后一个后裔，他“高个子，话不多，厚厚的嘴唇经常闭着，黑沉沉的眼睛看起来几近愤怒”，他带着独特的木讷、骄傲的自信和丰富的经历、渊博的知识，无形中吸引着朵莉·厄奎特。她在察觉到“他的眼睛里那粒活跃的潜藏的火星”后，决定走出自己囿于俗套、因循守旧的圈子，尝试婚姻。不久，她们同去往罗姆罗讲述的神话般的山中小屋，历经艰险的两人在困苦和担心之中发生了肉体关系。这之后的朵莉·厄奎特却觉得一切陌生，“她从没有想过这样被进攻、这样被粗手粗脚地摆弄”，她的被控制感与以往公主般地控制他人产生了矛盾冲突。因而，当罗姆罗次日提出要与她结婚重复昨夜的美好时，她拒绝了，即使最后被性侵，她依然冰冷而绝望，因为她无法忍受“他那副得意洋洋、自豪满满的德性”。愤怒的罗姆西因刺激变得疯狂，他将其外套扔进溪流，并不允许她生火以免引来寻找者。最终，他们还是被守林员发现，罗姆西被射杀致死，而回到往日生活中的朵莉·厄奎特嫁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并且过得相当快活。

《公主》寄寓以劳伦斯的性爱认知：性与美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认知中，女性是男性的依附，性是实现婚姻与生育、传宗接代的工具，但劳伦斯对此坚决予以否认。他认为，性的首要目标是快乐，无需压抑，性爱是自然而然地释放体内的张力，不应该当作淫秽来看。因而，朵莉·厄奎特既是传统性爱教育的牺牲品，又是作家性爱理想的扛旗人。她思想的转变，既是其自身公主性格发展的必然，也是她在社会教育尤其被男性占有与控制后的反思。作家否决男性的主导权和控制合理论，带有显然的对于现实的反抗意义——现代工业发展中，朵莉·厄奎特是一个被异化的典型，她的灵与肉相分离、心理和生理上存在的某种缺陷，让她性机能受到压抑甚至麻木，她“血性”不足，没有旺盛的生命力，“她是公主，她在含讥事带讽地审视着这个早已没有公主的世界”，但她并没有自己认真地融入生活之中，她是“一只巨大世界仓库里的空容器”。她自认为是控制者，别人甚至婚姻中的男人，也只是自己的控制物，所以当罗姆罗欲在性爱中和性爱后控制她的生活时，她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并欲恢复原本的自己。她虽不恨罗姆罗，“因为已经超过了限度，仿佛她自己已经在这炙热的折磨中毁灭”，但她也没有办法重生——她的生活轨迹是早被自己的性情所决定和控制了的。因而，她在小屋中的“生平第一次真正哭泣”所具有的悲剧意义就得以扩大：婚姻与性爱的控制者与被控制者，都是悲惨的！

《公主》采取双级对照来叙事，其中的神话与现实、自然人与社会人、悲剧与闹剧的对比十分显然。这种精心安排，既渲染了气氛、烘托了环境、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又对人物形象塑造和悲剧意义的打造，具有重要的引导辅助作用。这种匠心独运和高超的艺术表达能力，是极值得学习与欣赏的。

文/龚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