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出台超过11年了，但收效不好，“我行我塑”的顽习依然，尤其是商场、集贸市场等其他商品零售场所问题更加突出。为此，今年5月，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启动浙江省首例“限塑令”执行专项检察监督，向执行不到位的乡镇（街道）和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加强整治。（8月27日《绍兴日报》）

说来惭愧，笔者也不是一个合格的“限塑令”执行者，每到菜场去买菜时，即便带着购物袋，也会接受摊贩免费赠送的装有蔬菜的塑料袋，而不会较真地告诉对方：我有环保袋，不要塑料袋。比起那些年轻人，我还算可以的，至少会带购物袋，年轻人绝大多数是不带购物袋的。这就是“限塑令”执行11年后的真实现状。

原因很简单，一是习惯使然；二是使用方便；三是利益所在，生产商和经销商要追求利润，不可能主动减产，也不可能生产降解型塑料袋，因为成本太高，宁愿生产普通塑料袋；四是监管困难，塑料袋已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强大的监管力量，也监管不过来；五是面临新的难题，随着“互联网+”兴起的快递业和外卖业，塑料袋的使用更加普及。据统计：按照每个订单平均使用两个餐盒估算，目前国内互联网订餐平台一天使用的塑料餐盒量约达4000万个。快递行业一年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与别的政令不同，这是一则有限的禁令，名谓“限塑令”，而不是“禁塑令”。“限”到什么程度？“限”至什么范围？突破这个“限”后当受怎样的处罚？这为监管执法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和弹性，在增加监管执法难度的同时，也为监管执法部门的不作为甚至是懒政提供了条件和便利。再说国人早已习惯了一刀切式的禁令，人们的环保意识尚未达到能够自觉自愿遵守“限塑令”的高度。

在此背景下，由检察机关介入“限塑令”的执行专项检察监督，——今年3月，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率先对该市范围内的60余家农贸市场进行调查，不失为一项颇具震慑力的执法行动。其震慑力不仅体现在农贸市场的商贩上，还体现在监管部门和乡镇（街道）等基层政府上。在调查了60余家农贸市场后，诸暨检方发现问题严重，遂向该市乡镇（街道）和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加强“限塑令”宣传力度，建立相关制度规定，加大监管力度，使“限塑令”的执行落实到位。同时，建议对市场内不符合标准的塑料袋的来源进行调查，从源头上保障塑料袋的质量安全。

所谓诉前检察建议，是整个行政公益诉讼至为重要的关键环节，其目的就是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尽量减少诉讼环节，节约司法资源。如上所说，诸暨检方要求该市乡镇（街道）和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行职责，严格监管“限塑令”的执行情况，如若不然，保不定会提出行政诉讼。

震慑效果立马显现：接到检方发布的诉前检察建议后，诸暨市市场监管局随即协调各镇街联合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收缴了6000多只不合规塑料袋，对一家违规生产塑料袋的厂家进行立案查处。诸暨检方称，这次启动“限塑令”执行专项检察监督是一项新探索，实践证明，探索是成功的，应予推广。

文/王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