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对钱锺书可以平视，也可以俯视，而不必仰视。我将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好几遍，觉得对先生还是仰视为好。理由有二。一是他的品德好，二是他的学问深。

品德又分人品和学品。1948年，钱锺书放弃了本可以去英国从教的机会，于翌年即1949年5月，挈妇将雏直奔北京清华大学，铁了心要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1957年，著名记者、作家萧乾被划为右派之后，在长安街与钱锺书相遇，赶忙低头欲避，钱锺书却立马叫住他，若无其事地和他聊了好一阵；“文革”后期，有“显赫人物”派人邀钱锺书参加国宴，他对来人说，我没有时间，来人说，我向上汇报说你生了病如何，钱先生连忙说，我身体很好，没有病。以上区区两三件事例，无疑彰显出了钱锺书的人品。

动荡岁月中，很多人放弃了做学问，钱先生却抓紧时间写《管锥编》。1979年，这部百万余言的著作由中华书局正式推出，成为轰动文苑的一桩美谈。有学者致函钱先生，指出其著述中的讹错，先生复信表示感谢，同时还告诉对方，自己也发现了不少需要改进之处；有新闻媒体要求采访先生，有素不相识的客人要求拜访先生，他都一一婉谢，且称“吃了鸡蛋，何必一定得寻见母鸡呢”。不过，最发人深省的还是先生那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以上几件事折射出了钱锺书的学品。

钱锺书的学问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学问深，另一个是西方学问深。

以先生的《管锥编》为例，其中所涉中国典籍，既有哲学著作《老子》《周易》《列子》，也有历史著作《左传》《史记》，更有文学著作《诗经》《楚辞》《太平广记》等。再以先生的《谈艺录》为例，其中所涉诗人，晋代有陶渊明，唐代有韩愈、李贺、孟郊，宋代有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杨万里，元代有元好问、赵孟頫，明代有钟惺、谭元春，清代有王渔洋、龚自珍，近代有王国维等。有人统计，两种著作，点名的中国作家多达三四千人，列举的中国卷册繁至六七千种。牵连之广，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1994年，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新璋先生曾亲口对我说，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中列举的好多中国书名，不要说读过，连听都没有听过，先生读书之广，我们这些后辈恐怕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

钱锺书通晓六种西方语言即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由是构成了他西方学问做得深的基础。先生在这方面的学问不仅令国人敬仰，甚至连洋人也自叹弗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回忆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画了一幅题为“凤凰涅槃”的画，准备作为一份厚礼送给外国某城市，上级要求他写一纸有关“凤凰涅槃”的简要说明。他遍查多种工具书，走访多家寺庙乃至民族学院、佛教协会，结果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好请教钱锺书，钱先生告诉他，可到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译本第三册中去查找。黄永玉一查，果然如愿以偿。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法文版由法国专家巴农参入，其中中国古典文学的法译全由钱锺书审稿。一次巴农改了柳宗元散文法译中一处钱先生的法文。钱先生对巴农说：你改错了，这是西方修辞学中的“oxymoron”（矛盾修辞法）。巴农到资料室一查阅，方才明白，并承认此前根本不知道西方有这样一种修辞方法。

而且，钱锺书往往是通过将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相互打通”的手段来进行学术研究的。《谈艺录》《管锥编》中的情形莫不如是。如《谈艺录》中有一则《说圆》，钱先生先引《易经》《庄子》《淮南子》《文心雕龙》《随园诗话》中的诸多说法以及唐人白居易、元稹、张志和、李商隐，宋人苏轼、梅尧臣、朱熹、周敦颐、陆游，清人何绍基、曾国藩的诗文书札等50余例予以佐证，次引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文学家歌德，英国诗人雪莱、德莱顿、柯尔律治、丁尼生，法国诗人缪赛，意大利作家巴西耳等人的30多种论述作为呼应，将《说圆》的主题即“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说得通明透亮，头头是道，令人分外折服。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钱锺书是中国一座实实在在的“文化昆仑”。莽莽昆仑，高耸云端，雄伟壮观，亮丽精彩，惟仰视之外，鲜有人能平视，遑论俯视了。

时光荏苒，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驾鹤西行而去，到今天，一晃就是整整二十二年，谨以此文表示对他的不尽怀念和无限敬意或曰一种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