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秉新 (苏州大学)

最近，南方周末的文章《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引发了不小关注。文章采访了几位为了编制考进小县城的高学历毕业生，却又经历了生活不适、预期不符、价值真空等问题，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这如同先前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逃回来了一样，类似的进程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

阅读这些年轻人的经历，不免感到沉重：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们像飘荡的芦苇一株，无奈地逃向县城、逃离县城，像水中浮萍一片，被裹挟着兜兜转转，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

县域作为一个连接城乡的独特地理空间和关键场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2017年国家印发《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支持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到县域开展创业服务，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县域就业创业”。

同样是近几年，县城开始近乎疯狂地引进人才，开出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包括人才补贴、安家费等，当然最为诱人的还是编制。在求职环境遇冷的当下，抛出编制这一毕业生心心念念的筹码，必然吸引许多高材生走进县城。至此，县城的基层单位不再是自成江湖的乡土圈层，因为人才引进，县城获得了和城市、知识对话的机会，也进行了人文层面的城市化。

然而，编制这一县城给予高学历人才最丰厚的保障，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把限定好上限的标尺，一种物理隔离。编制，意味着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从事事务性工作，很多情况下意味着同广阔县域和自身专业绝缘，重新适应体制逻辑，并和异质化的乡土社会融合。

他们根植在心中“学有所长、学以致用”的人生链条被悄然打断，等待着的是文件、材料、会议，于是迅速陷入一种价值真空，产生人生意义层面的虚无感。除了横亘在眼前的择偶困难，未来是否能接受子女在县城接受非常平庸的教育，是否能满足对于生活品质、医疗水平的追求，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

因此，以编制作为一种嫁接，把高学历植入统一且极度规范化的职业轨道的方式只是饮鸩止渴，不能真正自然健康地引导高素质人才服务县域发展。而是要想真正留住人才，其实也要遵循城市的逻辑——它应当提供更有潜力的现代产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遇，县城应该更像城市。

在《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这篇报道里，几位受访者提到最多的就是“上岸”“编制”。入编似乎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乌托邦，他们充斥着对于入编的崇拜，但把这种不坏的选择当作最好的东西。天堂下坠，路沉大海，期望在一点点的下降。这样的现象也就是北大传播学教授所说的“乌托邦的下沉”。这并非是出于无知，而是一种厌恶风险，获取安全感的问题。

当安全感从一个公共的必需品变成私人的奢侈品，“编制”也就编织成了一个安全屋，让人误以为屋子里是一种安稳的生活状态，一种如同“上岸”般的解脱。但其中岗位对于个人志向、野心的压抑，对专业能力的消耗，终究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所以，对于正在寻找各种形状安全屋的青年人来说，需要考虑自己与基层单位的适配度，是否能够接受可能身处的单调的生活、枯燥的工作，去安心地享受县城相对安逸轻松的生活环境，真心当作他们的“此心安处”。亦或放弃把个人作用降低，逃出县城的自我消耗，走出安全屋，筚路蓝缕，不计性价比的去选择，去生活。

一个“编制”，是否值得让人陷入桎梏、牺牲能力，将各具才华的年轻人赶上相似的轨道，值得审慎地权衡与思考。